电商法“15天等待期”隐忧.docx

电商法“15天等待期”隐忧 历经三次公开征求意见、四次审议及修改的《电子商务法》正式实施已经进入倒计时，业界对于这部法律部分条款的讨论热度不减，对知识产权条款中设置的“15天等待期”将产生何种效应尤为关注。 《电子商务法》带有鲜明的治理特色，赋予平台一定程度的“看门人”职责，要求平台承担对于平台内商家的一系列责任，包括身份验证、信息保存、过错情形下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连带责任、知识产权保护责任等。从而被很多业内人士称为一部“平台责任法”。 不过，《电子商务法》知识产权的条款规定，可能弱化平台的治理。相关条款规定只要权利人通知并提交初步证据，平台就要下架相关产品，再将该通知转送平台内经营者，否则就可能因为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而承担连带责任。即使平台内经营者拿出了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以及证据，也要等15天，在权利人没有投诉或起诉的条件下，平台内经营者才能将产品重新上架。 上述“15天等待期”可能导致大量侵权案件从电商平台“引流”至法院或行政机关，这与沿用多年的平台治理规则体系相悖，甚至可能由此产生“恶意投诉泛滥”等多种不良后果。 争议“引流”条款 《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认为其知识产权受到侵害的，有权通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平台经营者接到通知后，应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并将该通知转送平台内经营者;第四十三条进一步规定，平台内经营者接到转送的通知后，可以向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提交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再由后者将声明转送知识产权权利人，此后15天里，权利人没有投诉或起诉情况下，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才能终止此前采取的必要措施。 “15天等待期”广受争议，这是因为，如果这样的规定得以严格执行，意味每年数以千万计的知识产权投诉纠纷，面临着不去法院或者行政机关就无法直接通过平台获得救济的尴尬境地。这样一来，似乎与整部电商法的框架设计背道而驰，也与互联网整体发展过程中，纠纷解决主要通过平台自治方式进行的现状和趋势不相符合。 根据现有电商法关于知识产权条款的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如若发现电商平台上存在侵犯其知识产权的商品，可以向平台发出通知，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如权利人身份、权利归属证明、侵权商品链接及侵权证明等。平台在接到侵权通知之后应当判断是否存在侵权的可能，并基于其判断决定是否采取断开商品链接（即下架商品）等必要措施。与此同时，平台应当将侵权通知转送给被投诉的商家，商家将有机会提出反通知，即提交证明自己并未构成侵权的证明材料，其中就包括授权销售证明、不侵权证明材料等。商家提出反通知之后，平台将反通知转交给知识产权权利人，并开始15天等待期的计算。 产权权利人提起通知，到平台将反通知转交给知识产权权利人，这个阶段都是电商法之前的相关法律中有所规定的，但是，15天等待期，却是电商法的创新。按其规定，15天等待期届满之后，平台能够选择作出的行为，完全取决于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决定。如果知识产权权利人决定向行政机关投诉或者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那么平台必须保持商品下架等措施，直至行政或司法程序完成;如果知识产权权利人并未进行投诉或起诉，那么平台就应当恢复商品链接，回到一切的起点。 三个可能的后果 “15天等待期”的规定如果落地，有可能出现的景象就是成千上万件原本应当在平台纠纷处理机制解决的案件，潮水般涌向法院和行政机关。法院和行政机关是否储备好了足够的资源应对这一浪潮，颇成问题。 当然，也会有相当一部分知识产权权利人选择放弃投诉或者诉讼。对于这部分权利人而言，就意味着单纯地向平台发送侵权通知是在利用一个形同虚设的机制，因为被投诉商家只要提供反通知并由平台转交之后，就可以直接启动15天的倒计时。一旦15天时间届满而权利人并未启动投诉或起诉，平台需要将商品重新上架。因此，对于权利人来说，通过通知程序能够得到的仅是一个短暂、临时的商品下架处理，而无法对特定侵权产品进行彻底删除。 对于真正在网络平台上维权的知识产权权利人而言，这样的机制本质上是对于其维权机会的某种剥夺，增加了在电商平台维权的成本。原本可以通过“通知删除”机制解决的侵权问题，现在必须同时做好起诉或投诉的准备。知识产权权利人对此可能产生不满，因为它打破了电商行业长期形成的知识产权投诉规则和机制所维系的动态平衡。 或许，这一机制想要针对的是恶意投诉者。表面来看，恶意投诉者本就缺乏合法合理的权利基础，因此极少会走到行政投诉或司法起诉这一步，而是会在15天等待期内知难而退。但实际上，15天等待期所创设的，恰恰是恶意投诉者趋之若鹜的巨大投机套利空间。因为一旦15天内发生了投诉或起诉，平台就有义务保持商品下架直至投诉或起诉程序结束。不管是行政程序还是司法程序，都相对复杂，对于电商平台上的商家来说，这种等待是漫长而无法忍受的。而即使商家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