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管理发展史考略.docx

中国艺术管理发展史考略 摘 要：中国艺术管理的实践历史悠久，沉淀了丰富的经验。中国艺术管理经验的总结，对今天艺术管理学科的建设有重要意义。中国古代艺术从作为政教工具到市场化的管理，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时期对艺术的管理也各不相同。中国古代的艺术市场在隋唐时期便已经初具规模，分析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艺术市场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能够对中国艺术管理的历史和方法研究有极大的帮助。在中国艺术发展的历史上，最主要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最大和最有决策力的消费者是宫廷，这是中国艺术管理中无法忽视和回避的中国化特色问题。宫廷力量的强大，并没有影响到艺术的发展，这是因为在宫廷力量之外，还有着极大范围的民间力量，如宗教神职人员群体、士绅阶层、普通民众等。宫廷与民间的艺术可以说是既互为消长，又互相补充。古代中国的艺术传播体系发展便趋于完善，基本上能够保证艺术的流通与传承。艺术发展的必要前提是整理与传播艺术资料，这也是艺术管理的基础。古代中国有艺术资料搜集整理与传播的悠久历史，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管理的特色。 关键词：中国艺术；艺术管理；艺术历史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11-0208-04 中国艺术中的群体行为也是源于祭祀，原始时代的歌舞从上古的文献记载中可以窥其大略。如《尚书?尧典》记载乐正夔说道：“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吕氏春秋?仲夏纪第五?古乐》篇中也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阙。”披着兽皮或手执牛尾，击打石器作为配乐或者边舞边歌，记载的都是上古先民宗教仪式和庆贺仪式的情景。周朝在祭祀中便仍然保留着歌颂先祖功绩的颂歌和舞蹈仪式，其祭祀文王的歌词《清庙》便收录在《诗经》中。歌舞不仅结合，乐器也很早就与歌舞表演相配合，《尚书?尧典》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礼记?乐记》中也有类似记载：“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在中国古代艺术中，早期的乐舞与政治有密切关系。周公制作礼乐制度，“乐”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国家的祭祀、军政大事和诸侯国君日常活动中不可或缺。不同等级关系、不同的场合配合相应的音乐，乐队和歌舞队的编制也有严格规定。如《周礼?春宫》记载，在祀天神的时候，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而在祭地祗的时候则是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又如《左传?襄公四年》记载，在两位国君相见的时候，按照惯例用大雅《文王》；诸侯设宴招待外国使臣的时候，则用小雅《鹿鸣》《四杜》《皇皇者华》。又如天子在祭祖的时候用《雍颂》，而士大夫则不能用。《周礼?春宫》记载乐队的规定是“王宫县”，也就是排列成四面；“诸侯轩县”，则是排列三面；“大夫判县”，是排列两面；“士特县”，就只是排列一面。歌舞队的规定是：天子用六十四人，排列成八行，是为“八佾”；诸侯则用三十六人，排列成六行，称之为“六佾”；卿大夫用十六人，排列成四行，称“四佾”；士用四人，排列成二行，称为“二佾”。中国古代的音乐还和哲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并进而形成系统性的政治神学体系。《礼记?乐记》记载：“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音乐的不谐和不仅揭示了政治上的弊端，还直接影响政治的稳定。周王朝为了加强贵族的礼乐教育，还设置了中国古代历史上首个礼乐机构――春宫。春宫中设有大司乐、乐师、大师等乐官，此外还有小师、磬师、钟师、笙师、师等传授器乐技艺，乐工达千余人，大多数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音乐家。他们分别负责音乐教育、传授乐艺、表演和其他音乐事务，各司其职，有着明细分工。《周礼?春宫》中记载了大司乐的职务要求是掌管全国的音乐管理和教育。教学的科目主要有乐德、乐语、乐舞（大舞）和小舞四种，内容都结合礼教。周代宫廷的音乐表演、教育和管理都形成了一定的系统性。到了春秋后期，随着这一时期政治局势的变化、新的艺术思潮兴起和民间音乐的发展，导致了典礼音乐的系统性失去了政治体系的支撑，逐渐转换新的管理模式了。 孔子继承周公的礼乐思想，谈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强调礼乐等级制度对封建政治关系稳定的重要性，因此，中国整个封建时代的音乐都具有极强的等级特色。季札观“乐”、孔子删《诗》、师旷审“音”，都强调了按照政治标准来管理艺术的重要性。在任何朝代，正统的舞乐大曲都是用于宗庙祭祀和国家大事的，历来列为国家重典，历代正史都少不了礼乐志。先秦史料记载这个时期民间艺人的表演和教育也有极大的发展，《列子?汤问篇》中记载了民间艺人秦青和韩娥的故事。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韩娥歌声“余音绕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