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中的场语言.DOC

PAGE PAGE 10 〝名〞在中國上中古之變遷 簡目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前言 〝名命〞階段 〝名實〞階段 〝名教〞階段 〝名理〞階段 結論 引用書目 1 4 12 18 24 29 31 一、前言 對中國士人而言，〝名〞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因為它涉及道德行事和語言文字，這是士人最關心也最切身的問題。道與德等抽象觀念與意義能不能被有效的傳達？語言與文字所能傳達的又為何物？如果語文不能有效的傳達道德等價值觀念會產生什麼影響？如果語文能夠有效的傳達道德等價值觀念又將如何？這些問題在「道常無名」與「成事正名」等主張中浮現，亦在「言不盡意」與「深察名號」等命題的討論中拓展其內涵。是以〝名〞的探討一方面將關乎個人內心深處最細緻的意念，另一方面又與帝國之建立密切相關。名在古代文化中既然如此重要，我們便應更進一步的探討其實際內涵。 然而西風東漸，學者多從西方邏輯角度來闡發〝名〞之內涵者。最早實因翻譯上的需要而使〝名〞與〝邏輯〞產生關聯，如明末（西元一六六三年）李之藻與葡萄牙傳教士傅汎際便將《亞里士多德辨證法概論》一書書名譯為《名理探》，書中明謂「絡日伽為名理探，即循所已明，推而通諸未明之辨也」。 傅汎際譯義、李之藻達辭，《名理探》上冊（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13。此後並出現一批以「名學」為名的翻譯與著作書籍，如《名學類通》、《名理學》、《穆勒名學》、《名學淺說》等。在此翻譯風潮基礎上，胡適便更進一步的以西方邏輯來說中國名實，而於一九一七年寫成了《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一書，而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亦以〝邏輯〞與〝名學〞對應。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上海：上海書店，1989），頁187。於是，中國之〝名〞與西方之〝邏輯〞不再只是翻譯上的語詞對應，而是中西學術與文化上深廣的對應。此後亦出現了一大批以西方邏輯觀點研究中國之〝名〞的書籍，如郭湛波《先秦辯學史》與汪奠基《中國邏輯思想史》等。 詳細可參筆者博論《無名與正名》（東海大學博士論文，2003），第二章「名實問題的文化視野」，頁20。這類研究固然順應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時代需要，從而使得 傅汎際譯義、李之藻達辭，《名理探》上冊（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13。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上海：上海書店，1989），頁187。 詳細可參筆者博論《無名與正名》（東海大學博士論文，2003），第二章「名實問題的文化視野」，頁20。 筆者按：彭漪漣《中國近代邏輯思想史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243~245）即在第六章第二節介紹章士釗的部分中論及〈〝Logic〞一詞漢語譯名的釐定〉，文中所引章士釗《邏輯指要》語「古之名學，起于名物象數之故，範圍有定，雖名家如尹文、公孫龍、惠施之徒，其所為偶與今之邏輯合轍，而廣狹淺深，相去彌遠」、「以辨或名直詁邏輯，則尚有變亂事實之嫌」等正可說明邏輯與名二者非為全等。 那麼我們將如何探討？如果我們的重點放在文化意涵的理解，那麼，我們探討的視野不是應先回歸到名所產生之社會文化本身？如果〝名〞之文化意涵乃是紮根於當時之社會文化，則探討豈非應以當時之文獻與論述為基準來進行？又如果社會文化在變遷之中，那我們的觀察，不只是理解的內容，也是理解的基礎，豈非也應隨此變遷而變遷？至少，我們不必先以任何一個外來觀點為我們進行理解的基礎，譬如〝邏輯〞，因為這種觀點對於當時用〝名〞的人沒有任何必然的需要；至少，我們也不必採取一種固定觀點或超越於歷史變化的角度進行研究，譬如〝邏輯〞，因為據以觀察的社會文化在持續變動。那麼，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方式來滿足上述要求？我們憑什麼去捕捉已經過往的社會文化？又憑什麼能同時捕捉現象之持續與變化？ 在此，筆者嚐試追蹤〝名〞之語辭內涵與用法，以語文學的方式來完成觀察。因為一個語辭的內涵與用法實即觀念的具體表現，且必與當時之社會文化緊密結合，事實上，我們應該說這個語辭或觀念的內涵是從當時之社會文化中產生的，是從當時使用者之生活需要中浮現的，因此語辭內涵必然反應文化內涵，故而掌握了〝名〞之語辭內涵與用法便掌握了〝名〞之觀念在當時之文化意涵。又因為語文與社會文化的緊密關聯，是以名之內涵將隨社會文化之歷史變遷而變遷，並且反映其中的持續與變化。這不僅因語文反映文化，而且因為語文本身就具有持續與變化的特質，如果語文沒有持續的內涵，便將失去溝通與傳播的功能；而如果語文沒有變化的特性，便將失去表現與創新的作用。 順著持續與變化的脈絡，對〝名〞之探討將到南北朝時告一段落。因為在古代知識分子的持續關注下，〝名〞雖隨著時代文化而變遷，卻也在〝名〞與文化互動的脈絡下持續發展，故而變遷並不是一種隨意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