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20年 一个阶层的明星化.docxVIP

中国商人从富到贵到雅的历程才刚刚开始 　　“看反贪题材的电视剧，凡是厅长、局长出问题，后面大都有民营企业家送钱、送情人，给观众造成一种民营企业家都是这样的印象。他们不但跟‘贪’联在一起，而且跟‘黑’联在一起，有的民营企业家后面还有自己的打手。这种形象不能代表民营企业家的总体形象。”2004年，在一次政协会议上，经济学家厉以宁谈到了民营企业家的影视形象。 　　哪种形象能够代表当前企业家们的总体形象呢？作为个体，他们个个鲜活，而作为群体，由于所处行业、人生经历等等差异，他们已经是一个充分多元化的阶层，简单的素描已难显其本色。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是一群做大事的人(就其结果而言，分大善和大恶两种)。而且，这是一群在各方面不断进步的人(速度应该说惊人)，包括经营管理企业的能力、人生追求、生活品位(当然其间有反复，这符合人类社会螺旋上升的发展规律)。 　　他们由简单变得复杂起来，由粗糙变得精细起来，由“农民企业家”变成了活跃于国际商场的大商人，开始了明星化的进程，他们也就渐渐从人民群众中脱离出来——财富改变人们生命的状态和活动的方式(简称生活方式)。 　　对这一变化的回顾是有趣的，如同看一个野孩子如何习惯了穿整齐衣服，由内衣而外衣，由汗衫而西装。这一回顾也是必要的，既然是从群众中来，仍然要回到群众中去——吃水不忘挖井人，企业家有义务带动这个社会共同进步。 　　与“个体户”分手 　　1979年，一个叫乔光朴的企业家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作家蒋子龙塑造的一个站在改革潮头挽国营企业于既倒的人物。他说：“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百万千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说明什么？要求我们干什么？”乔厂长面临的难题很快就现实地摆在了褚时健、张瑞敏、郑俊怀、汪海等人的面前。如你所知，那时的他们怀着“把企业生产尽快搞上去”的朴实愿望，身影经常出现在车间里。 　　当时与国营企业相对的不是民营企业，而是个体户——活跃于刚刚开放的商品流通领域的商人们。“过去中国老百姓讲起百万富翁，讲起大款，一定会想到这是个体户，有的是靠倒买倒卖，甚至于靠钻我们国家法制不健全的空子以后发起财来的。”1998年，王选在透露方正将造就“100个百万富翁”时这么说。 　　尽管确实有很多的刑满释放人员加入到个体户的队伍中，但群众无疑夸大了这一比例，从而增加了社会对这一队伍财富积累速度的蔑视。事实上，后来的许多企业家是在那种蔑视下完成了自己的资本积累。“那时候谁瞧得起我们呀？”说起当年，杰克缝纫机公司董事长阮积祥几乎在控诉。他只身一人从浙江台州跑到东北大兴安岭去补鞋，每天挑着担子往返于各大林场，冒着掉进沼泽地的危险——环境虽然险恶但是没有竞争。1985年，通过补鞋，阮积祥一个月能挣到1500元，可是心情不太好——这个日后曾一度言必称比尔.盖茨的补鞋匠尚不敢大声说出自己要做实业的梦想。差不多同时，在某钢铁公司上班的小伙子张钢扔下铁饭碗站到了自由市场卖衣服的行列中：“我喜欢做生意。”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也不会知道自己将缔造中国饮食业的奇迹——小肥羊帝国。 　　当那些国营企业的改革英雄们被热捧时，个体户们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它们同时来自商业风险和社会评价。“不好好学习？长大去当个体户吧。”这种类似咒语一般的家长语录想来大家并不陌生。但是先富起来的事实又让个体户们心存安慰——没有正式工作，没有知识，但是有钱。在电影《本命年》(1989)里，个体户李慧泉(很不巧，他是一名刑满释放人员)通过倒卖服装挣了钱，他开始涉足那些看不起他的人去不起的地方：歌厅、咖啡屋。可以想见，他迈入那些场所的瞬间产生了巨大的快感：我把多少人扔在了门外！ 　　随着生产资料领域的放开，个体户们贩卖的产品从服装、食品迅速升级为钢材、水泥。那些在价格双轨制内来去自如的人挣到了让他们自己都咋舌的钱。真正的暴富带来的是更为狂暴的消费：他们活跃在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歌舞厅、夜总会中，一掷千金地“炒酒”、给歌手小费，甚至会由斗富变为斗殴。他们并不是企业家，但是和正在创业的企业家一道被混称为“有钱人”，并为企业家们赢得了骂名。 　　所幸，阮积祥、张钢们并未被不断增加的金钱淹没。他们怀着自己的商业梦想，争取着从“有钱人”中脱颖而出的机会。与此同时，乡镇企业蓬勃兴起，“农民企业家”开始涌现——很大程度上，他们的集体称谓在社会上成为了贬义词：胆儿大，粗鲁，没有文化。大浪淘沙，现在影响中国经济的大公司，有多少是拜“农民企业家”所赐自不待言。他们身着挂着商标的西装，脚登旅游鞋，却一点儿也不妨碍他们前进的速度。传化集团的创始人徐传化至今的生活依然保持着农民的某些特点，而在苏增福(苏泊尔集团创始人)、卢楚其(万和集团创始人)等“农民企业家”身上，你已看不出这个名称还有什么合理性——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从田间走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