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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编著百年回顾 ［摘要］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编纂，孕育于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每当民 族危难或时局急剧转折之际，都会有新的高潮迭现。三个时期的演进，既反映出新史 学多重色彩的风云际会，更是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时势跌宕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 时期史家对时代问题的感悟及其应对。21世纪中国通史的编纂，笔者以为，还是绕不 过百年通史名家苦心思考和艰难探索的基本路向。细细咀嚼诸名家学术感悟及其编纂 经验，不忘前事之师，理应成为驱动新世纪中国通史编纂必不可少的一项学术准备。 ［关键词］20世纪 中国通史 编纂 历史回顾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在20世纪，编著新式中国通史是新史学建设的一项重头戏，出现过个性各异、 流派纷呈的精彩对局。许多史学大家在民族遭遇厄难之时，研精极虑，穷竭所有，以 编著中国通史为要务，赢得了学术的声誉 （如夏曾佑、吕思勉、钱穆、张荫麟、范文 澜等）。即使以考据精细和断代擅胜的陈寅恪，据其姻亲兼哈佛同窗俞大维的回忆， “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教训》” （见蒋天枢 《陈寅恪 先生编年事辑》所引），可见学界的志士仁人当时把此事看得何等紧要。 （一） 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乃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样式而说的。在此之前，有过司马迁 的纪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此为古代两大史书经典；各种 《通鉴纪事 本末》、《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之类的汇辑，也可看作为适应不同需要在通 史编纂方面所做的努力。降至晚清，时局不济，国难日重，旧史学的不能适应时代需 要，由旧史学蜕变最终催生出新史学，无疑是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社会背景和学术前 提。 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编著，孕育于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始终与史学的变 革相伴而行，一度曾经成为得风气之先、呼应时代变革的文化热点。每当民族危难 （如抗日战争时期）或时局急剧转折之际，都会有新的高潮迭现。它是新史学演进的 一个重要侧面，同时也是社会变迁、时势跌宕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家对时 代问题的感悟及其应对。 对 世纪苦难痛定思痛，进入新世纪之初，随着新史学的落地而生，编著新式中 19 国通史的号角亦然同时吹响。 年 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 1901 9 论》，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发出了重写中国史的第一声呐喊。梁文 以其特有的雄辩风格，引人步步入胜，不惟抨击旧史之习弊犀利无比，且从中国史在 世界的位置，说到新国史的范围、命名（梁氏第一次提出国史应名之曰 “中国 史”），再继而讨论中国之地理环境、纪年、史前史以及时代的划分，给人的感觉 是，他对重写中国史的宏观构想，谋局已定，胸有成算。笔者读来，把此文看作为新 编中国通史第一篇带纲领性的宣言书，决不为过。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 别，主要是： “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 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 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 关系”，剑锋一转，就直捣黄龙，谓 “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 过。”此两项特征均抓得很准，尤其是第二点，将历史考察的重点转向“国民全体之 运动”，集智力、产业、美术 （意为科学技术――笔者注）、宗教、政治等汇为一动 态历史，与今日年鉴学派 “社会整体史”的意思已庶几相近，足见其感受西学精神之 敏锐。然尤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他在西史上古、中古、近世分期法的基础上，别创出 “中国之中国”、 “亚洲之中国” （内分三小时期）、 “世界之中国”三大历史阶 段，且谓 “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各民族合同全 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 国民立宪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 实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刖为一时代。实则近世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 已。”此非 “大历史”观，又是什么？编著新式中国通史呼号之初，即怀抱有此种大 气派，唯梁任公先生能此。 次年 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继之连续发表六篇文章，合称 《新史学》， 2 署名 “中国之新民”，对旧史学做出了 “四弊、二病、三恶果”的尖锐批判，正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