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与艺术对教育的启示闫岩淮北师范大学推崇苏格拉底的意义.DOCVIP

论科学与艺术对教育的启示 闫岩 淮北师范大学 推崇苏格拉底的意义何在 卢梭在以事例论证科学和艺术败坏德行的时候，将论述重点放在了希腊，而在论述希腊的时候，又将重点放在了苏格拉底的言行上。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抬出了苏格拉底?推崇苏格拉底对卢梭来说又有着怎样的意义?这是个大问题。在历史上，推重、肯定雅典而贬斥斯巴达一向是评论的主流声音，但自卢梭始，这种局面慢慢发生了改变。在卢梭眼里，雅典是空洞理论肆虐之所，而斯巴达则是“半神名的共和国”。雅典和斯巴达的不同，根本上在于一个崇尚科学和艺术，而另一个惟德行为尊。“雅典变成了礼仪和风雅的中心、雄辩家和哲学家的国土……正是从雅典才流传下来了为颓靡的后世历代都奉为典范的惊人作品……罗马那里的人民是生来就有德行的，连那个国土上的空气也似乎激发着人们的德行。它的居民留给我们的，只是对于他们的英雄事迹的追忆。”［1］(P31－32)雅典的衰落和艺术繁荣的关系并非到了卢梭时代才为人注意，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将危及城邦生存的观点在苏格拉底那里已经被提出。卢梭所征引的苏格拉底言辞出自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书中包含了苏格拉底对诗人和艺术家的看法。在苏格拉底看来，诗人自认为是有智慧的人，其实他们并无智慧，原因在于“诗人作诗不是出于智慧，其作品成于天机之灵感，如神巫和预言家之流常作机锋语而不自知其所云”［2］(P56)。艺术家的情形并不比诗人好，他们凭借自己所拥有的技艺，就自认为高于别人，是人类中最有智慧的人了，其实他们可笑之极。如果让苏格拉底选择的话，他愿意做哪类人呢?“关于神的谶语，我们扪心自问:保持自我的操守，不似彼辈之智，亦不似彼辈之愚呢?或是效仿他们之亦智亦愚?最终我自答谶语:还是保持故我好。”［2］(P57)这并不是说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最智慧，对一切都了然于胸，恰恰相反，苏格拉底明言:诸位，神才真是智慧的，而神谕中的“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也仅是说“你们中最智慧的，人类啊，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就智慧而言，他真是毫无价值”［3］(P48)。也就是说，诗人或艺术家自认为掌握了真正的知识，而在苏格拉底看来，他们所认知的仅仅是事实的幻象或影子而已，离真正的知识还很远，所以，诗人或者智者(诡辩家)所宣称的仅是一种自我欺瞒而不自知。苏格拉底本人懂得这一点，他将自己的智慧建立在“无知之知”上，认为好的生活就是爱智和求知，要在和伪知识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探求真知的生活，这种生活探求到的是真正的智慧。说到底，苏格拉底确立的是一种异于诗人的生活方式———哲人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就是以谦卑的心态自我调低身位，以神的使者的身份追崇一种沉思的生活，他认为“不经内心省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美德是哲人思考的重要对象，他们认为思考本身即是一种美德。真正的哲人叩问美的灵魂，追求死亡的奥秘，将死看成生的另一存在形态。他们敦促人们过一种道德的生活，自己则要用一生去探寻公正、正义、至善等概念的真切含义并努力去践行这些美德。在苏格拉底看来，真正公正、完美的政治的实现极其困难，只有哲人和王这二者合二为一，也就是哲人王出现，理想的政治方有实现的可能。这里实际上强调的是哲人政治构想的实现必须借助于强大权力的推动，必须借助政治权威的认同和践履。这或许也是哲人经思考而认定的一个政治命题吧。诗人的感觉仅是幻象，艺术家的真理也仅是“偏见”，哲人的思考才是社会混乱、民众困苦的救治良方。而希腊的做法恰恰是重艺术而轻哲学，他们甚至对哲人苏格拉底以正当的民主程序进行审判并将其处死;斯巴达推崇德行，倒是等于实践了哲人的政治理想，从而实现了城邦的强大和繁荣。卢梭看似在分析科学和艺术是否有利于风俗，实际上是在关注当时社会的政治问题，而卢梭的逻辑推演也仅是在延续久远的“诗与哲学之争”。那么，卢梭重提苏格拉底就不是一个随意的举动，而是“别有用心”。这一问题的提出等于直接向当时的思想界发难:你们如何回答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你们如何看待苏格拉底的遇难?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很多人都会战栗的。苏格拉底因为慢神和“败坏”青年而被判处死刑，但正如苏格拉底在申辩中所表明的，他恰恰是最敬神且关爱年轻人的。他说:“雅典人啊，我敬爱你们，可是我要服从神过于服从你们，我一息尚存而力所能及，总不会放弃爱智之学，总要劝告你们，向所接触到的你们之中的人，以习惯的口吻说:‘人中最高贵者，雅典人，最雄伟、最强大、最以智慧著称之城邦的公民，你们专注于尽量集聚钱财、猎取荣誉，而不在意、不想到智慧、真理，和性灵的最高修养，你们不觉得惭愧吗?’……我巡游各处，一无所事，只是谆劝你们老幼不要顾忌身家财产在先而与性灵的最高修养并重。”［2］(P66)在苏格拉底之前的时代，人们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德性，主要看他是否完成了社会赋予他的职责，一个履行了社会指派给他的职责的人，就具有德性。一个职责或角色的德性与另一个职责或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