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南诏大理国以佛治国意识与举措(正文).doc

. PAGE .. 浅谈南诏、大理国以佛治国思想 意识与政治举措 大理州博物馆 李云晋 凡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对宗教多采取利用的态度，并把它作为本阶级统治的工具。其原由很简单，统治阶级为维护其政权，必然从各个方面去控制人民，其中精神控制是至关重要的手段。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所说的：“一切能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作为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两个地方民族政权，即南诏国和大理国的统治者正是遵循着这一规律，利用政权与佛教进行长达400多年的政治统治，这在中国历史地方民族政权之林中也是少见的历史现象，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南诏、大理国的统治者意识到佛教对统治政权的益处，利用佛家思想和内容对所属臣民进行思想精神控制，它是政治统治的最佳手段。他们大兴佛教，崇尚佛法，在崇佛基础上，宣扬以佛治国的思想意识，从意识形态领域首先确立帝王统治者的最高统治地位。同时，注重并处理好政权与佛教的关系，采取与佛教相适应、相协调的政教举措，如：“开科取士”吸收“释儒”佛教僧侣进入到统治阶层，成为统治政权的一组成部份；实行“国师”制，以佛教高僧参政、议政，为帝王统治者出谋划策，这种相辅相成的政教组合形式使帝王政治统治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对南诏、大理国帝王统治者实行政治统治,巩固王者统治政权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大肆宣扬“君权佛授”的帝王建国思想意识，从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帝王统治者的最高统治地位 南诏、大理国因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复杂的民族结构，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较为特殊的羁縻统属关系，其政权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南诏中后期至大理国崇佛盛况空前，上至帝王、皇亲国戚、大臣官员及河蛮大姓，下至民间百姓，均皈依佛门，虔诚敬仰佛法、信奉“三宝”，修建佛寺，铸造佛像，佛事活动频繁。据《南诏野史》诸书所记：丰佑时佛教大盛，三塔寺佛一万一千四百，屋八百九十，铜四万五百十斤。大塔十六层，高一百八十五尺，旁二塔各高一百八十五尺。《白古通记浅述》也载道：南诏第十世王劝丰佑之母出家为尼，法号惠海，用银五千两铸佛一堂。丰佑还以其妹嫁给僧赞陀崛多，并宣布废除道教。十一世王蒙世隆之母段氏也虔诚信佛，弥渡“南诏铁柱”和四川西昌的白塔寺（原名景寺），就是世隆母子所建。世隆以四方八表，夷民臣服，皆感佛维持。于是，建大寺八百、小寺三千，遍于云南境内，家知户达，皆以敬佛为务。其子隆舜以嵯耶为年号，嵯耶即阿嵯耶，是观音菩萨之称。他还用八百两黄金铸文殊、普贤二菩萨像敬于崇圣寺。另铸观音金像108尊，敬诸里巷，使居民敬奉。普通百姓每户供佛像一堂，诵念佛经、手拈佛珠，口念佛号，每岁正、五、九月吃斋，禁宰牲口。[1]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后，为感佛恩，岁岁建寺，铸佛逾万尊。[2] 大理国历代国王十分崇信佛教，大肆举行各种佛事活动。《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画卷就曾对大理国第十八代王利贞皇帝段智兴携皇子、众臣朝拜礼佛的壮观场景进行过描绘。 显而易见，佛教进入云南大理地区后，作为上层建筑核心的统治阶层首先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佛教以“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处世态度依附南诏、大理国统治政权，而统治政权的统治者们则利用佛教的精神作用与影响力，以求得“以佛治国”，从而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 为求得“以佛治国”，巩固王者统治政权，首要问题就是要解决王者作为统治政权的核心地位，即首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以南诏、大理国帝王为最高统治者的思想意识。于是，他们杜撰大量“君权佛授”的神话传说，自诩为开国功臣的神或佛的化身，从而在舆论和精神方面确立了王者的最高统治地位，为帝王实行政治统治打下坚实基础。 《南诏图传》和《南诏野史·大蒙国》、《僰古通纪浅述》、《白国因由》等地方史料都记载有“君权佛授”的神话传说，力图向人们表明南诏，大理国的基业是“佛授”的，帝王是理所当然的统治者。 《南诏图传》是南诏舜化贞中兴二年（公元898年）绘制的一幅长卷画，画卷依据文字卷内容，以绘画形式描绘了阿嵯耶观音幻化成梵僧到云南大理传播佛教，三次化缘，授记细奴罗。观音的点化，使南诏诏主细奴罗受到“佛”的旨意，于公元738 年建立了南诏国。 《僰古通纪浅述》记载道：观音幻化梵僧，三次化缘乞食，均得到细奴罗家造饭，僧曰 ：“今日得汝家斋多矣，不必再饭。我此一来，为救民除罗刹，请汝为王。”细奴罗惊惧。僧乃取刀砍犁耙已，数有十三痕。僧曰：“自汝至子孙为王一十三代。我乃观音化身，奉天命受记汝也，汝其勉哉！”僧遂去。 成书清代初而故事早已口碑相传甚久的《白国因由》也载道：“唐贞观二年，天师观星奏曰：“‘西南有王者起’。上命访之，有细奴罗，出遂为白国王。”《因由》在“波细背幼主移居蒙舍观音授记第九”记述了梵僧战胜罗刹后，居高临下地教化细奴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