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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激励和政府引导与区域经济增长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政府工作重心转变息息相关。地方 政府之所以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是因为中央政府调整了地方官 员晋升激励机制(Jin et al. , 2005) 一一将地区GDP增长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主 要指标，从而改变了地方政府偏好，在预算软约束条件下诱导性出现以经济增长 为标尺的投资冲动(陈志勇，2014),这一制度变革在将中国经济推上了高速发展 之路之时，也附带产牛如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环境污染、资源高耗、政府债务 等一系列问题。那么，如何改变扭曲性晋升激励机制，纠正地方政府的投资性偏 好，进而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结构失衡问题，这些都是理论界与实践部门所普 遍关注的话题。 一、文献回顾 现有对政治激励的研究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以地方官员为分析对象，考察 晋升激励在地方官员发展经济中的作用。张军(2007)认为，地方官员之所以会积 极推进区域经济增长并有动力提供公共服务，源于屮国特殊的“自上而下”政府 体制以及“向上负责”的激励导向。由于中央政府引入“标尺竞争”机制，确立 相对绩效考核决定地方官员的晋升(Li et al. , 2005),导致地方政府通过发展 经济而相互竞争，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推高了投资增长率, 使地方加速投资扩张(王贤彬等，2010) o然而，以标尺竞争和相对绩效考核为基 础的晋升机制也有负面效应，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周黎安(2004)的政 治锦标赛模型揭示了地方政府间合作困境：标尺竞争带来地方政府间不合作，而 政治晋升的稀缺性导致恶性竞争；徐现祥(2007)认为，由于地方官员特点各异， 不同地区初始禀赋也具有较大差异，导致激励机制受到异质性干扰而效果较差； 刘冲等(2014)发现，相对绩效考核机制会诱导地方政府合谋，以至于共同不作为 乃至政绩造假。二是将地方政府作为分析对彖，通过考察财政分权激励下的政府 行为特征，进而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绩效的作用机制。郭广珍等(2014)发现财政分 权对地方政府消费性支出作用受到政治晋升激励影响。而财政激励可能导致地方 政府规模过度扩张(谢乔昕等，2011)、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以求得财政超收(冯辉 等，2015),其至个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度负债(王叙果等，2012)。李勇刚等 (2014)认为，晋升激励会促进经济增长，但不利于经济增长绩效提高，且不同区 域内差异较大，而土地财政会加剧晋升激励对经济增长绩效的阻碍作用。乔宝云 等(2014)认为,TF升锦标赛会阻碍地方政府间合作，导致地方政府努力水平低下。 财政分成制下的晋升激励能使中央政府效用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但也会因转移支 付财力自主性有限而出现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异化情况(李伟，2014) o 综上，现有研究论证了不同晋升激励机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但鲜见将 晋升激励作为内生化制度进行定量分析，也无文献探讨如何在晋升激励和经济增 长之间建构连接两者的“桥梁”。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晋升激励会通 过影响政府偏好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牛作用，木文试图从晋升激励角度出发，在晋 升激励与经济增长之间建立“政府偏好”中间变量，以此来探讨晋升激励与经济 增长的关系。 而政府偏好研究，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而发展。Barro（1988）在做出 内生增长框架下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开创性研究，其后Lucas仃990）、 Romer（1989）等进一步将公共支出划分为牛产性支出与消费性支出，然而上述研 究均认为生产性支出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Greiner（2000）认为，政府资源 如果从生产性支出转向非生产性支出，会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而Dcvarajan etal. （1996）发现，生产性支出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反而对经济增长具 有负效应，而消费性支出却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国内学者一般将政府偏好内生化, 以分析政府决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由于研究对象不同，对于政府偏好定 义差别也较大。地方政府偏好受到“晋升锦标赛”影响（周黎安，2007）,地方官 员激励机制与垂直政治体制紧密相关，在此情况下，政府偏好受两方面因素影响: 一是同级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傅勇等，2007） o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收回财 权导致地方政府预算压力变大，为保证GDP增长，地方政府支出偏好随之发生改 变，而转移支付增加既促进了公共产品的提供，也增加了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偏好 程度（亓寿伟等，2015） o二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绩效考核（王文剑，2007） o 以GDP增长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绩效考核，使得地方政府支出偏好也表现为以GDP 为主要内容的“锦标赛”竞争。除经济绩效考核导向之外，财政透明度、公众服 务满意度的缺失也导致地方政府努力方向出现偏差，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