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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中族际经济结构研究 摘 要：交换使人们的物质生产获得了商品的形式，人们 在交换的过程中使人类本质的认识范围扩展到了经济关系。 从贵州清水江流域自明清以来木材贸易的族际经济结构中， 木材贸易总是与礼仪、习俗等不同的制度性存在紧紧地粘连 在一起，并共同形成为特定社会的一种结构。一个交换系统 是由法律、法令、传统习惯和各种促进付给的手段、工具所 组成，也即是这些因素一一文化构成了人们的交换环境。从 短期看，这些交换环境影响和决定着交换主体的行为，交换 主体仅表现为交换环境的接受者；但从长远看，交换主体与 交换环境之间又表现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二者之间 表现为一种共生关系，交换环境并不仅仅是影响交换行为的 外生性变量。 关键词：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族际关系；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1X (2012) 04-0034-07 元朝统一中国后，从腹地沿V舞阳河、清水江、都柳江 东出南下的水道彻底畅通，用村原木的水上运输条件开始具 备。但因侗族村寨周围的原始林区在侗族传统社会中产权归 属尚未定型，因而当时启用原始林资源只能按临近家族共有 形式而展开，这就奠定了用村宜林地家族或家族-村寨共有 制形成的历史背景。14世纪以后，经过了明初经济的繁荣阶 段，汉族核心地带的农田日益扩散，山区梯田进一步开辟， 森林资源开始枯竭。也正在这时侗族地区的原始林木在供足 侗族自用之外，原木外销的国内条件开始具备。关于侗族地 区原木零星外销的情况，在当时的汉文献没有留下足够的文 字记载，但因此而诱发的皇木征收则有见于《明史》和《明 实录》。到明代后期，政府派员征采皇木”与汉族客商贩 卖原木已经并存［117-iic随着外销量的剧增，沿江码头利 于扎筏外运地区附近的原始森林开始萎缩，人工营林逐步地 被提到议事日程。但由此开启的木材贸易逐渐成为该区域的 重要经济活动，并逐渐结成了共生关系的族际经济结构。 在木材营运的各个环节也在力图确保人工营林的封闭 性。于是在营销过程中形成了多民族互补的经济结构，由此 出现了特定的制度安排。主管外销的汉族客商，即历史上所 称的“水客”与主管山林林木经营的侗族和苗族“山客” 不能直接接触，汉族木商不能直接进入林区购买原木，而必 须通过清水江流域各码头的侗族“木行”擄客进行成交。 “擄客”既不能到下河贩卖木材，也不能到林区购买木材， 只能在“山客”与“水客”之间进行洽谈撮合，但却具有 “一口喊断千金价”的威信。由此以来，形成了 “山 客”一“揭客”一“水客”链式的产销结构，这种产销结构 或者说这种制度安排，不仅保证了人工营林者的商业利益， 而且也充分地保障了林区的封闭经营形式。说到底，这种制 度安排之所以行之有效，其根本基础仍在于侗族林地的家族 或家族-村寨共有制。 侗族人工林区是一个自明末清初以来由多民族协作经 营的经济实体。各民族相互协作的人文环境主要表现为：清 水江与都柳江上游为苗族生息的原始森林带，这一原始林带 主要是为市场提供大规格用材林，但木材的漂运都得经其下 游的侗族群众转手；林间的野生动植物产品则由汉族商贩由 陆路转销。苗族拥有的高山原始林，从森林带的结构看，是 侗族中低山区人工林带的天然庇护，是不可缺少的水源涵养 林，也是水土保持的屏障，直接维护了侗族地区的人工林的 正常生产，同时还是侗族人工林的优质树种的来源。苗族择 伐的过熟林木往往通过侗族转手外运，侗族地区在技术与资 金上对苗族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侗族的人工林，是以低山区 和丘陵区速生杉树为经营的主要对象。这种人工林经营，在 技术上兼容了苗族斯威顿耕作(Swdden Bodley 1985) ［2］ 的文化因素和侗族精耕细作的文化因素［3］。靠这一套经营 技术，在条件好的地区可以实行8年成材，届时其杉木胸径 可达20厘米，每公顷林地平均积材8T0立方米［4］。这样 的成材速度，就是当今世界以营林为业的国家也难以达到。 黔东南侗族林区林木的扎排外运也是一个多民族联合协作 的过程。清水江林区航道靠侗族、苗族和汉族联合疏竣和管 理，而进入汉区的销售渠道，主要由汉族输运。顺清水江东 出，以常德为集散地，可达武汉、南京、上海。外来的汉族 则是侗族林产品外销的二传手，又是汉区日用品输入侗族地 区的运输队，侗族再把这些日用品散销苗族、土家族等地区。 这种在商业渠道上的相辅相成，对侗族地区人工营林业的发 展和规模经营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侗族原木外销又有力地支持了汉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并 且孕育出了一批批汉族的林业经营资本家。值得指出的是， 由于木材贸易的利润丰厚，使得不少汉族富豪也开始涉足林 业经营，他们通过租赁或购买青山等方式经营人工营林业， 这种租赁与购买也是以家族-村寨为基础展开的，出租宜林 地一方是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