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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思想启蒙感言 　　一直以为自己是比较“博学”的。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读过马恩列斯的著作。当年大一开“马列主义基础”，一周六课时，比任何一门专业课都多。教材是《联共(布)党史》，从中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有计划，按比例”，“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知道“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知道集体农庄是农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最凶恶的敌人”是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分子”……专业课开《语言学概论》，教材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从而又知道斯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兼语言学家的“全才”。“文革”中有幸偶尔看到《参考消息》，又知道亚非拉到处在盛赞咱们的“文革”和“世界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还知道“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能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一类的《语录》数百条；会唱《社会主义好》、《公社是朵向阳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一类的歌曲上百首。　　时光走到1980年代初，终于发现自己原本不过一只井底蛙，一只受过高等教育“博学”的井底蛙。发现得益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两个凡是”的败落，“务虚会”的成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功力；同时也得益于一系列丛书的面世。如由包遵信、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邓朴方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库》，汤一介主编的《中国文化书院文库》，王元化主编的《新启蒙》丛刊等等。严济慈、杜润生、陈翰伯、侯外庐、钟沛璋、钱三强等几十人的顾问队伍，丁学良、王焱、王小强、王岐山、王晓鲁、尹蓝天、包遵信、乐秀成、刘青峰等几十上百的编委豪华阵营，几十上百个新鲜新奇的课题，几十上百个新颖新特的书名，几十上百的熟悉而陌生作者、译者的名字……读这些书宛如“东海之??”与“井蛙”的对话，让井蛙如我者目瞪口呆，惊喜交加。　　如同积压十年的考生于恢复高考时的汹涌而人，蹩了十年的阅读能量顿时作井喷式的释放。在“读书无禁区”的鼓动下，懒散的时间骤显金贵，疲软的神经勃然奋发。狼吞虎咽，囫囵吞枣，半懂不懂，将信将疑，不求甚解，不知所云……全方位的熏陶渗透，群体性的扑面而来。振聋发聩，醍醐灌顶。　　丛书从世界观的高度精选各门学科的知识精华，从整个人类文明的曲折发展与更迭中，记录一代国人对民族命运与人类未来的思考与探索。真正是天下视野、江海襟怀!全民激情燃烧的岁月!出版人与读者的应和，奏响了新一次民族复兴、思想解放的前奏曲。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的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为人。”　　我终于知道，这个世界除了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的“自由主义”外，还是一种思潮，一种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主张以法律限制权力、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一种用市场经济、透明政治体制保障每一个公民权利的思想流派，也叫“自由主义”。也终于明白，有“剥削阶级共同的道德原则”、“万恶之源”的个人主义，也还有作为一些国家的思想支柱、根本信条，即最大范围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的个人主义。民主是对个人的尊重；自由、平等、人权是个人的政治诉求；宪政是个人的制度保障；市场经济是对个人经济追求的承认与规范；文学艺术是个人体验个性的表达。这种个人主义，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同“唯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并不搭界。　　其间听一位学者讲座，讲到人类社会形态的划分，有按“生产关系”标准划分的，即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其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有按“生产力”标准划分的，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而前一种划分是主观杜撰的历史决定论。对于从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我者，头上的天又开阔了许多。还知道“社会主义”也有多种，除了咱们的之外，也还有尼赫鲁、奈温、穆加贝、霍查、波尔布特以及父子承袭的社会主义……　　甚至一本诠释西方抽象画的小册子也给人以启蒙：曾经被人定位为西方人“吃饱了没事干”、“没落文化”的“抽象画”，其实不过是一种绘画表达方式。一目了然可辨认的物象写实性绘画，与无可辨认的自然物象、非描述性的绘画语言，正是丹青家族中的一对姐妹。当年中国美术界高层人物对抽象画的否定，对吴冠中画风的打压，在吴老仙逝后的今日，终于真相大白。　　井口透一线亮光，到强烈的阳光照射，会让蛙们一下睁不开眼，要流泪，要心悸，要目眩。然而阳光对于寻求光明者是不可或缺的。以封闭为幸、孤陋寡闻为荣、信息封锁为“通灵宝玉”的格局终究要打破。不能再甘当井蛙，坐井观天。阅读无禁区，思考无禁区，探索无禁区，借鉴无禁区。世界原本多元，不能一把尺子量天下，一个巴掌作井天……　　其间我等一行以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心态，着紧系风纪扣的中山装，南下深圳，恰如井蛙之见蓝天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