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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 选择若干思索 我国宏观调控中始终面临某种两难选择：是为了保持较快 的增速而牺牲结构调整的目标，还是为了未来增长的协调与 可持续而容忍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速。这种选择的前提是政府 有条件使经济增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并以此缓解粗放 型增长方式所导致的种种风险。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我 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潜在经济增长 率下行已经不可避免，这也标志着粗放型增长方式走到了尽 头。新的形势下，如何加快构建有利于转方式的宏观经济政 策体系，尽可能使我国经济在新的增长平台上持续更长的时 间，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 一、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正在经历“下台阶” 本世纪头十年，我国GDP保持年均10. 5%的高速增长， 2010年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进入了中上等收入经济体 行列，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国 际经验看，很多国家或地区在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时，都 经历了一个从为期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转入中速增长期 的转变过程。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仍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有可 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较快增长。同时也必须看到，支撑 过去十多年高增长的基础和约束条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 全球化红利的终结 以2001年加入WT0为标志，我国出口在长达十年里保 持了年均20%以上的增速，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1年的不到 40%攀升至2007年的60%以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 量。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普遍面临 “去杠杆化”的压力，全球经济再平衡将使外需在较长时间 内处于低迷状态。我国贸易盈余占名义GDP的比例从2007 年最高7. 6%降至2011年的2. 1%；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 从2005—2007年平均2个百分点以上到2011年负0. 4个百 分点。长期依赖出口拉动增长、依赖外需消化高投资所形成 产能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二） 劳动力供给发生转折性变化 2011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74.4%,比 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尽 管未来几年这一比重会有小幅波动，但总体劳动力供给已经 “见顶”，这标志着我国劳动力供给出现了深刻变化。尽管 我国农村仍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这些劳动力普遍年龄偏 大、知识与技能偏低；外出农民工的年龄结构也在逐步老化, 40岁以上农民工比重由2008年的30%上升到2011年的 38.3%。近几年招工难、用工荒已经从沿海地区向内地扩展, 制造业劳动成本明显上升，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正在快速 消失。去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同比增长21.2%,且东、中、 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明显缩小。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 结束，人口红利的拐点已经到来。 （三） 城镇化新阶段的挑战 本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7个百分点， 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 超过50%,达到51.3%,标志着城镇化进程进入新阶段。未 来我国城镇化仍有很大增长空间，但是增长模式面临双重挑 战：一方面，由于城市规模已经很大，如果延续城镇化早期 阶段主要依赖土地财政收入支撑城市发展的模式，面临着日 益激化的城乡矛盾；另一方面，在51%的城镇人口中，至少 还有1/3的流动人口属于“被城市化”的群体，随着这部分 群体规模的扩大以及对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的提高，城 市内部矛盾也日益突出。从国际经验看，在城市化达到50% 左右的水平后，政府的目标和约束条件会发生明显变化，政 府工作的重心将不得不从民生服务发展转向发展保障民生， 城镇化速度将有所放缓。 （四） 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化 2010年，我国GDP约占全球的9. 4%,而消耗的钢材占 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 源生产国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去年我国能源缺口约为3亿 吨，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6. 5%o能源资源的强约束已 经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常态。与此同时，我国生态环境总 体仍呈恶化趋势，水、大气、土壤、重金属等污染严重。京 津沪等十多个省区大气污染物排放已超过其环境承载力，因 环境问题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呈多发之势，社会大众对环境质 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严苛的环境约束。 随着全球化、人口增长、城市化相继进入新阶段，以及 资源环境约束的增强，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回落不可避 免，其深层含义是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走到终点。我国提出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至今已有近20年，总的看增长方式 转变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原有 的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阶段还有一定的适应性。在发展阶段 没有实质性变化前，原有的增长方式即使存在种种缺陷，也 可以维持。如果说以前转变发展方式是可转可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