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杨新村-上海大学美术学院.docVIP

曹杨新村：一场公共艺术实验活动的交叉意义 凌敏（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很久以来，艺术家的创作活动都是以艺术家为主体，根据艺术家的擅长与偏好，用不同材料与手法，在相对独立的空间中进行的。比如，传统的宫廷壁画、架上油画、雕塑，甚至当代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多媒体艺术等，除了形态上和程度上不同外，其性质基本并没有太大区别。也就是说，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其主观性、个体性、孤立性，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但是，当中国的第一个工人新村——上海曹杨新村被选为一场公共艺术的实验对象时；当来自6个国家的20多位艺术家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200多位师生，直接深入社区与居民家庭，开展一项类似于考古学的田野调查和实验创作时；当这场艺术实验活动引起数以千计的当地居民直接参与和关注时，这场艺术实验的意义，就在许多方面颠覆了传统，回归到艺术的起源，也就是艺术在原始时期的状态上了。 怎么来看待这场公共艺术实验活动对艺术家、对社区居民、对艺术创作活动，甚至对一个社区的人文意涵所呈现的交叉意义呢？有必要从不同侧面，来还原这次活动的部分场景。也许，这些场景及相关作品与事件本身，已经传递出大家想要了解的信息与意义了。 第一个问题，艺术家的位置在哪里？ 传统上，艺术家总是艺术创作的主体，艺术作品总是体现着艺术家对世界的观察、认知与表现。即便在古代，在一些宗教或宫廷绘画中，也是如此。尽管作品的委托人，可以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但在具体作品上，总是会留下艺术家太多的个人印记、太多的个性化东西。艺术家作为创作者，他的个体特征在艺术作品上表露无遗。也就是说，艺术家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孤立的个体，在主导着自己的艺术创作。艺术家的主宰位置十分明显。 但是，在曹阳新村的公共艺术创作试验中，艺术家的位置在哪里呢？出现了哪些变化呢？在展开探讨之前，先来看一段参与者的表白。这是创作《曹杨梦想——被单文化》这件作品的荷兰艺术家Marjolijn Dijkman 在完成作品之后说的一段话。这是一件由他与400多位曹杨新村居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共同制作的综合艺术作品。 Marjolijn Dijkman说，在上海，尤其是曹杨，我对人们占用公共空间的方式感到好奇。在占用公共空间的各种各样的令人惊奇的视觉元素中，就有每天挂在街上的各种换洗床单。这些床单就像旗帜，同时也非常私密，在他们主人睡觉和做梦的时候为他们提供温暖的呵护。 在曹杨新村的一些墙壁上，现在还可以看到十分模糊的“毛主席万岁“标语，以及遍布大街小巷的迎世博口号……这些符号让我不禁想知道，住在这里的居民，他们最想实现或强调的是什么？他们梦想怎样的美好生活？“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对他们又有什么意义？ 作品《曹杨之梦——被单文化》最初便是想让居民把自己的梦想缝制在床单上，表达居民的梦想在曹杨实现的可能。这些标语将无规则地展现在曹杨新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中，而并非像刻在墙上的永久印记。 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师生的协助下，曹杨新村的居民参与了这项创作，并在作品中留下了他们的想法。我发现，有部分曹杨新村的官方标语被缝在被单上，居民们在被单上缝制的一些话语和其他公共空间中出现的标语几乎没有区别。 我只能对原来那种希望居民在公共空间透露私人愿望的想法进行更新。用鸭绒被这个私人化的语境载体来理解公共标语的含义。而作品最后呈现的最好状态，应该是在一个相对私人的空间之中。 这段艺术家的自白，是什么意思？透露了哪些值得注意的信息？其一，艺术家的创作冲动来自“每天挂在街上的各种换洗床单”，床单成了重要的视觉元素。其二，遍布大街小巷的标语口号与居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关系，在床单这个私密的载体上如何表达梦想。其三，最后的结果是，缝制在床单上并展示在公共空间中的几乎都是公共话语。 由此可以看出，在有400多位居民参与的创作中，艺术家虽然还是处于主导位置，但已不是主宰。其他参与者的各种认知差别都留在作品上，并不完全如艺术家所希望的那样。而作品最后是什么面目，也让艺术家本人感到吃惊。这一点似乎与原始艺术，特别是一些社稷活动的效果比较接近。在原始艺术中，艺术家只是一个带领大家祝祷的巫师、一个领舞者，最后的结果是由参与者共同构造的，而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则完全取决于所有参与者的投入情况。 第二个问题，社会公众的位置在哪里？ 从《曹杨梦想——被单文化》这件作品中，大家不仅可以看到艺术家的位置发生了微妙变化，就连社会公众的位置也开始出现了细微变化。而要理解这种变化，就有必要对传统的艺术作品与社会公众的关系，做一点说明。 传统上，艺术作品与社会公众之间总有一道“玻璃幕墙”，是有距离的。不管是一幅神像，还是一件雕塑，或是一组装置，它和社会公众之间总是免不了这样那样的隔膜。也就是主客体关系是清楚的，或者说审美与被审美关系是完全分开的。社会公众通常都处于被动的位置，要么部分地接受作品传递的信息，要么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