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力动员-河南大学经济学院.DOCVIP

PAGE “地力动员”：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土地金融与农地整理 王强 摘要：抗战爆发后，由于沿海主要农产省区相继沦陷，后方军粮与民食供应日益吃紧，再加上部分豪商富贾与乡村地主大肆投机土地，囤积食粮，导致农村人地关系恶化，大量耕地抛荒，国统区物价飞涨。为解决粮食供应与稳定物价，国民政府实施了以改善农村人地关系、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主要内容的农地整理运动，最大限度地动员农民耕作积极性与土地利用效率，以支援抗战。但由于农地整理始终未能触及地主土地制度，拘泥于局部的改良措施，效果大打折扣，也与国民党“抗战建国”背景下“耕者有其田”的政治标榜愈行背离。 关键词：抗日战争；地力动员；农地整理；人地关系；耕者有其田 抗战初期，正面战场频频失利，华北及东南主要农产省区相继沦陷，丧失耕地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二分之一以上，农业劳动力损失约在1.3亿人左右，国统区农产品产量随之大幅下降。 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经济》，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刊印，第30-31页。其直接后果便是国统区的粮食供应日益吃紧，再加上部分豪商富贾与乡村地主乘机大肆投机土地，囤积粮食，使粮食价格突飞猛涨，更进一步加剧了战时经济调控的困难。妥善解决粮食供应与稳定粮价，此时成为涉及财政、军事、经济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后方农村却因土地投机、地主肆意加租导致租佃关系恶化，佃农不愿在土地上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甚至出现土地被大量抛荒的现象，土地利用率低下，粮食产量日益萎缩。面对现实问题，国民政府以“耕者有其田”为动员口号，在农村展开农地整理运动。 此前关于抗战时期农村土地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中共领导的边区土地政策， 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经济》，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刊印，第30-31页。 此前关于抗战时期农村土地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中共领导的边区土地政策，国统区的战时土地问题，关注不多，已有的相关成果有陈国庆：《抗战时期土地税收政策的调整》，《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5期；徐旭阳：《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的土地呈报和减租工作》，《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金德群：《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土地政策》，《民国档案》1988年第6期；黄贤金：《国统区土地资金化的历史考察及本质探析》，《中国农史》1994年第4期等，这些成果对战时国统区的土地政策演变脉络进行了详尽梳理，但在政策执行方式、成效、与平均地权的关系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一、战时国统区农村土地形势的恶化 抗战爆发后农村土地形势的持续恶化是国民政府实开展农地整理的直接原因。尤其是随着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与国民政府的内迁，大量工商企业、金融资本涌入后方，寻求投资机会。土地具有不动产投资相对安全的特性，再加上不断攀高的粮价的刺激，自然成为战时内迁资本最青睐的投资对象，“成都平原，渝巴四周，汉中天水、粤北、湘南、桂东、黔西、浙东、赣南与云南全境，均莫不发生争购土地热潮”。 罗醒魂：《农地问题之严重性及其解决》，《人与地》第3卷第7-8期合刊（1943年8月），第23页。大量资金的涌入，使农村土地价格暴涨，以1936年与1940年的统计数据比较，宜宾的水田，从平均每亩70元，增至130余元，遵义的田价由每亩96元增为236元，安顺的田价从100元涨至300左右，增长最快的要属土地最肥沃的成都平原地区，该地水田价格由每亩130元竟涨到了2000元上下。 赵启祥：《抗战以来西南各省地价变动之分析》，《人与地》第1卷第7期（1941年4月），第138页。土地投机还导致地权迅速集中，据农产促进委员会调查，1940年四川省79.07%的土地为8.6%的地主占有。且越是肥沃的土地，集中程度越大，如在成都平原，90%以上的土地掌握在1.1%的地主手中。 郭汉鸣：《四川租佃问题》，商业印书馆1944年版，第19页。在川南、川西南地区，占人口7.2%的地主占有85%以上的土地，从四川全省来看，81.3%的土地 罗醒魂：《农地问题之严重性及其解决》，《人与地》第3卷第7-8期合刊（1943年8月），第23页。 赵启祥：《抗战以来西南各省地价变动之分析》，《人与地》第1卷第7期（1941年4月），第138页。 郭汉鸣：《四川租佃问题》，商业印书馆1944年版，第19页。 王红曼：《四联总处与战时西南地区经济》，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页。 土地价格的高涨，必然带动地租随之提高。以平原旱地为例，1937至1941年，四川省的实物地租平均增长幅度为6.1%，其它省份也有不同幅度地增长，如西康10.0%，甘肃7.7%，陕西6.7%。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19页。在四川万县一带，“主九佃一者有之，主八佃二者有之，主七佃三者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