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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 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1） 我在人生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理念架构 （conceptualframework ），它既帮助了我经营 对冲基金去赚钱，又使我以政策研究慈善家的身份去用钱。但是这个理念架构的身不是关 于钱，而是有关一个哲学家们早已深入研究过的主题，即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我对这一 哲学命题的研究，是从50 年代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开始的。我提前一年完成了结业考 试，所以在拿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自由时间。我可以自己选导师，于是选了在维也纳出生的 哲学家卡尔.波普。他的著作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我影响甚深。 波普在书中论述，经验性的真知不可能是绝对确定的。即使是科学原理也不能完全没有 一丝疑义地被证实：只能通过检验来证伪。即一个失败了的检验就足以证伪 （falsify ），而 再多的确认性的例证也不能够完全证实 （verify ）。科学原理的特征是假定性，其真实性要能 经受证伪的检验。声称拥有绝对真理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谬误的宣称，所以只能用强制手段强 加于社会。所有这类意识形态都会导致压迫。而波普提出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 开放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有自由持有不同的见解，并且依法治理，可使有不同观点和利 益的人们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因为我在德国和俄国占领下的匈牙利这块土地上生活过，所以 开放社会的理念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 我在读波普的著作时也在研究经济学理论。波普强调人的认知的不完美，而经济学中完 美竞争理论假定完美的认知 （perfectknowledge ）。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触动了我，使我开始对 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有所质疑。这是激发我进行哲学思考的两个主要的理论根据，当然还有 其他许多次要的方面。 我的哲学理念的形成也深受我个人经历的影响。我个性成长时期是在1944 年德国占领 匈牙利时。那时我十四岁，来自经济状况尚可的中产阶级家庭，突然只因为我是犹太人而要 面对被驱逐和杀害的可能。幸亏我父亲对这一“远非均衡”的情况早有准备。他经过了俄国 革命，那是他的成长经历。在俄国革命之前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时他自愿参加了奥匈联军，结果被俄国人俘虏，作为战俘被送到西伯利亚。因为有抱负，他 成了战俘们自办报纸的编辑。报纸是手抄的，贴在一块木板上，叫《木板报》。这使他很有 威信，被选为战俘的代表。后来附近一个集中营的一些战俘逃跑，他们的代表被枪毙作为惩 戒。我父亲没有坐等同样的事在他的集中营发生，而是组织领导了一个越狱出逃小组。他们 计划做一个木筏，顺着河道漂往大海。但是他的地理知识不够，不知道在西伯利亚地区所有 的河都流向北冰洋。他们漂泊了几个星期才发现是在朝着北极漂流；后来又用了几个月才穿 过针叶林带回到文明世界。这时发生了俄国革命，他们又被卷入。经过一系列艰难险阻，我 父亲最后终于回到匈牙利。如果当初他留在集中营可能早就回家了。 父亲回家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在俄国革命中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他失去了雄心抱负， 只希望享受人生别无他求。他传给孩子们的价值观非常不同于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他没有 愿望积累财富或在社会上成名。相反，他只工作到够养家过日子即可。我还记得被父亲派去 到他的大客户那里借钱，好去滑雪度假。回来后他会牢骚满腹好几个星期，因为得多工作还 债。所以尽管我们家境不错，但不是典型的中等资产阶级家庭，而且我们以与众不同为荣。 1944 年德国占领匈牙利时，我父亲立刻意识是到了非常时期，通常的规则不再适用。 他为自己家人和其他一些人搞了虚假的身份证，有钱的付了钱，没钱的他免费帮忙。他们大 多数都幸存下来。这是我父亲一生中最自豪的事。以虚假身份生活的经历，对我产生了非常 积极的影响。我们随时有生命危险，周围的人不断消失，我们不但幸存下来还可以帮助别人。 我们与天使为伍，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艰险。这令我感到自己很独特，我们的经历太惊险 了。父亲是我可靠的向导，我们安然无恙地过来了。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还能奢望什么呢？ 有了在纳粹统治下逃生的惊心动魄的经历之后，在苏联占领下的匈牙利生活开始变得乏 味。我在寻找新的挑战，并且在父亲的帮助下成功地离开了匈牙利，十七岁时到了伦敦去上 学。我学习的主要兴趣，是想对我出生下来的这个奇怪的世界有所了解。但必须坦白，我也 有幻想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家，我相信自己有与众不同的见解。 在伦敦的生活使我大失所望。我没有钱，很孤独，而且没人有兴趣我想说的话。但即 使环境迫使我去做一些平庸的事，我并没有放弃自己在哲学上的抱负。学业结束后我找了几 个工作都不对路，最后终于在纽约做起了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