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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台湾缓起诉中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摘要]21世纪初，台湾地区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缓起诉制度的规定，以此作为当事人进行主义发展趋势和诉讼经济的要求。“刑事诉讼法”中，各国都赋予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而作为起诉便宜主义产物的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是缓起诉制度得以运作的基石。缓起诉中法律明文规定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行使，但是自由裁量并不意味着检察官可以恣意，权力的存在必然需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受到一定的拘束。 [关键词]缓起诉检察官自由裁量权 一、缓起诉中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原则 （一）法定原则 首先，在阐述这一原则时应该将其与“起诉法定原则”做一下区分。“起诉法定原则”，是指检察官在足够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对于可追诉的犯罪行为，应无一例外的予以起诉至法院追究其刑事责任。该原则下的检察官对于查明的犯罪必须予以指控。而此处缓起诉中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法定原则，是指检察官对于符合起诉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是否为缓起诉应该根据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条件进行衡量，做出最后的?Q定。也就是说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被严格的控制在法律限制的范围内，亦即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其强调的重点是对缓起诉适用条件的考量。如台湾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从该条可以看出检察官为缓起诉的案件范围受到法律的限缩。 （二）比例原则 在西方，比例原则在公法领域被奉为“帝王条款”，对于保障人权、控制公权力发挥着重要作用。比例原则内容丰富，本文所述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比例原则为狭义上的比例原则，指的是检察官在对某一犯罪嫌疑人适用缓起诉制度对社会和他人带来的利益必须与其适用所受有的损害相均衡，以及检察官在使用缓起诉后决定采取的考察措施亦应遵循这一原则。 台湾缓起诉制度适用之初即是出于诉讼经济考虑，兼顾刑事政策上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台湾刑事诉讼法253条之一中提到“检察官参酌‘’第五十七条所列事项及公共利益之维护”，因此理论界以及实务界均的“公共利益之维护”作为缓起诉决定的考量条件之一。毋容置疑的是，检察官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人，理应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去衡量缓起诉的适用与否，也就是说检察官在根据“刑法”五十七条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犯罪后的表现等事项考察后，对其决定适用缓起诉，此时必须将犯罪嫌疑人所获得私人利益与社会因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社会公益之间进行利益衡量，进而做出是否适用的决定。 （三）人道原则 人道原则一词最先出现于梁根林教授《刑事政策立场与范畴》一书中，其区别国外学者著述中所提到的“人道主义原则”。人道主义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思潮和理论，而人道原则是一种立场，以人道原则作为检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坚持的原则更加的贴切。 人道原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尊重人的人格尊严。台湾“刑事诉讼法”条文明确规定了在犯罪嫌疑人满足253条之一的情形时检察官得以行使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适用缓起诉，但从实际的调查发现，检察官在满足缓起诉条件时适用缓起诉的比率并不高，此种现象的出现不仅在于制度本身带有的不足，但也并不排除犯罪嫌疑人的“有罪”标签促使检察官主观对其做出追诉的可能。其二即为必须将人当做目的而不是手段，人道原则强调人本位注重人权保障，以实现刑事政策的人文关怀。在缓起诉适用之初即是本着诉讼经济的考虑，通过该制度缩减案源，减少审判压力、节约诉讼资源最终达到社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然而，检察官在具体贯彻落实这一制度时，并不应该仅仅囿于这一刑事政策的考虑，即对犯罪嫌疑人为缓起诉并不是为了落实上层政策，而是立足整体希望犯罪嫌疑人能够通过该制度再次融入社会，通过非刑罚化的手段来自省，并通过自身行动弥补自己行为造成的社会伤害，从而再次获取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机会，实现自我。 二、缓起诉中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基准 （一）优先考虑微罪不举 检察官对于案件的侦查结果，认为有足够的证据予以起诉的案件，应当依照起诉法定原则予提起公诉。但基于预防的刑事政策以及诉讼经济的考虑，台湾“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内容为微罪不举制度。法律明文规定微罪不举中“罪”的范围相较缓起诉的适用范围为“死刑、无期徒刑或最轻本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要广的多，但两者存在交叉，就“刑事诉讼法”第376条所列的案件来说，将会产生职权不起诉与缓起诉处分相互重叠的冲突，此时检察官究竟该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应以微罪不举优先于缓起诉制度适用，其理由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述： 首先，从两诉讼制度的运作成本上考虑。台湾刑事诉讼法第253之二规定了被告人实施缓起诉之后在考验期内应遵守或履行的事项，然而在02年台湾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微罪不举就已删除相关被告必须遵守或履行的事项。因此各地检察署执行缓起诉时花费的成本比微罪不举要高得多。其次，从程序的简易程度上看，微罪不举仅需检察官自己裁量即可做出，不以被告的同意为其生效要件。而缓起诉制度中，如果被告所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