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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 一、经济发展与制度 西方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时，从不涉及 生产方法的变革，它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 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变化，主要通过各种物质生产 要素和技术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保罗·萨缪尔森 就说：“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无论穷国 还是富国。”这四个轮子或者说增长的要素就是：“人力资源”、“自 然资源”、“资本”和“技术”。因而“总生产函数”的“数学表达 式是： Q ＝AF （K ，L ，R ） 其中 Q ＝产出，K ＝资本对产出的贡献，L ＝投入的劳动力，R ＝ 投入的自然资源，A 代表经济中的技术水平，F 是生产函数”（保罗·萨 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1999）。 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上述经济增长模型中，制度是被视为已 知的、既定的外生变量而排除在外的，它并不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演 进过程。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建立经济模型时，一般把明确 界定的产权、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和零交易费用当作暗含的假设。然而 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这种过于苛刻的假设条件也是难以成立的。 由此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时，特别是在解释发展中国 家经济起飞或陷入停滞的原因时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 斯·C ·诺斯对此评价道：“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 史时，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才能很好地说明 某种经济的实绩，一旦用它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它 就不大济事了”（道格拉斯·C ·诺斯，1991）。因此，正像约翰·M ·凯 恩斯曾预言的那样：“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的话，其病不会在上层 建筑，而在其前提之不够明白、不够普遍——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总是 很少可非议的”（J ·M ·凯恩斯，1988）。 正是在批评并修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定的基础上，罗纳德·科 斯建立了制度分析理论，这一理论经过后来者的不断丰富、发展，形 成了以新古典方法研究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新制度经济学。特 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诺斯在其一系列论著中系统地分析了制度 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他在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 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论述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道 格拉斯·C ·诺斯、罗伯特·托马斯，1989）。他在《经济史中的结 构与变迁》一书中指出：“一种经济长期变化的主要来源是结构变 迁，……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 政治—经济组织的变迁及其相应的激励效应是将结构变迁的所有来 源理论化的基础，而且还有包含着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的制度改变”（道 格拉斯·C ·诺斯，1991）。至此，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 建立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 理论。该理论由于把产权结构、交易费用、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信息 不对称以及国家（政府）、意识形态等因素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了经济 增长的分析框架，并且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因 而显示出与现实经济发展的更好契合。 事实上，早在 19 世纪，马克思所创立的经济学体系就是一个完 整的制度分析框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也承认，马克思是第一个研 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经济学家。诺斯曾确认：“这里的一个 例外是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他企图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 马克思最早阐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将技术限制与制 约同人类组织的局限性结合起来所作的先驱性努力。”“在详细描述 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 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 国家和意识形态”（道格拉斯·C ·诺斯，1991）。 当然，尽管都关注制度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但马克思的分 析与新制度经济学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对生产 力（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变迁的辩证关系所作的表述是：“人们在 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 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 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