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凭子贵子女性别对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家庭决策权-中国农村经济.PDF

2018.1 “母凭子贵”：子女性别对 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影响 1, 2 1, 2 1, 2 3, 4 1, 2 殷浩栋 毋亚男 汪三贵 王 瑜 王 姮 摘要：本文从资源理论和文化规范理论的视角剖析了子女性别对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家庭决策权 的影响机制，并使用贫困地区农村的调查数据予以验证。研究发现，生育男孩对贫困地区农村妇女 家庭决策权的提升有正向影响，第一胎生育男孩或最终育有男孩均会提升妇女在家庭主要事务中的 决策权。并且，在购买日常消费品、购买耐用消费品和建房、家庭借贷、子女教育这4 项家庭事务 上，子女性别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究其影响机制，本文经验证得出的可能解释是，“重男轻女”的 文化观念导致了“得子而止”的生育模式，这种生育模式会改变夫妻的相对资源，进而影响妇女的 家庭决策权。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文化宣传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引导生育观念转变，并通过提 高女性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来改善女性的相对资源，是改变“得子而止”生育模式、提高妇女家 庭决策权的可能途径。 关键词：子女性别 妇女家庭决策权 农村 资源理论 文化规范理论 中图分类号：F301.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提高了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中的参与程度 （杨善华、沈 崇麟，2000 ），但农村妇女在家庭决策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在贫困地区。由于农村乡土文化 盛行，父权制仍极大制约着中国妇女地位的提升 （Fox and Murry，2000 ）。在贫困地区农村，传统 文化中对男孩的偏好使生育男孩的妇女可能在家庭中享有更大的决策权。这是因为，一方面，男孩 可以“传宗接代”（吴晓瑜、李力行，2011 ），进而形成一种“得子而止”的生育模式（张杭，2013 ）， 产生了“母凭子贵”的现象；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农村受限于自然资源禀赋，传统农业与外出务工 是农户主要的收入来源（汪三贵等，2016 ），而无论是务农还是外出务工，男性劳动者一般更具优势，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机制与政策研究”（编号：15ZDC026）的资 助。王姮为本文通讯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老师的意见和建议。作者文责自负。 -1- “母凭子贵”：子女性别对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影响 生育男孩意味着家庭男性劳动力的增加和家庭预期收益的提高。因此，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妇女的家 庭决策权可能会更突出地受到子女性别的影响。 妇女在家庭中权利的提升对于贫困人口脱贫具有积极影响。阿玛蒂亚·森（2013 ）认为，贫困 的真正成因是权利与机会的缺失。贫困者权利的缺失对其陷入贫困具有直接影响和决定作用，所以， 改善贫困家庭的权利是精准脱贫的关键（虞崇胜等，2016 ），需发挥贫困人口的主体性作用以实现 内源式发展（汪三贵等，2017 ）。在以家庭为生计单位的背景下，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内在地影响 了家庭的基本决策及其表现，因而女性赋权对于减贫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女性赋权一方面可以促进 女性贫困的减少，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家庭地位对子女的教育、营养等产生 积极影响，从而减少子代陷入贫困的概率（汪三贵等，2016 ）。于现实而言，推进妇女权利的改善是 提升贫困家庭自我发展能力、推进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途径。 虽然已有研究也关注了农村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制约因素，但仍存在不足。一方面，研究贫困地 区农村家庭内部权力分配的文献较少，更缺乏在精准扶贫的视角下关注贫困地区子女性别如何影响 妇女家庭决策权的研究，这种视角的缺乏导致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忽视了妇女家庭权力的改善在扶贫 中的重要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已有研究较少在实证层面研究“母凭子贵”的影响机制，这种研究 不足制约了对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参与家庭决策机制的认知。 鉴于此，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贫困地区农村已生育妇女，通过5 省10 县的实地调查数据，从 资源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