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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
在非机动车道上放置“黑心钉”的行为定性和量刑均衡
《中国检察官》2017年第16期在非机动车道上放置“黑心钉”的行为定性和量刑均衡
周浩*作者简介:周浩,男,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联系方
*作者简介:周浩,男,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联系方
案情简介:
熊某某系电动车修理铺的店主,为了增加收入,熊某某与张某某合作,通过在非机动车道上投放钢丝钉扎破过往行人电动车和自行车轮胎的方式,增加店内补换轮胎的生意。二人约定由张某某负责制作和投放钢丝钉,熊某某在店内负责补换轮胎,每补一个轮胎收费人民币5元。熊某某和张某某供述称,2014年3月底至2015年3月24日期间,张某某每隔三至四天就在H市S区W路东向西沿线的非机动车道投放钢丝钉,致使过往大量电动车和自行车轮胎被扎破,由此二人增加非法收入达到人民币2万余元。现查明,部分被害人电动车的轮胎在同一路段多次被扎破,部分被害人向市长公开电话反馈情况44次,向区长公开电话反馈投诉12次,向公安机关报案79次,多名被害人均报案称至少有三次轮胎被扎破,部分被害人报称累计被扎破轮胎就达到100余次。案发期间,公安机关使用自制的推钉器起获了涉案赃物钢丝钉十五枚。
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熊某某和张某某在公共道路上设置“黑心钉”,致使过往的不特定车辆处于危险状态中,且客观上造成了不特定对象的大量财物受损,应当将二人的行为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熊某某和张某某设置“黑心钉”所针对的犯罪对象是途径W路段的过往车辆,属于不特定对象,应当认为是任意损毁公私财物的行为,且情节严重,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熊某某和张某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熊某某和张某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熊某某和张某某的行为未达到危险方法的相当性。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核心是危险方法,而危险方法必须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典型行为具有同质性。在司法实践中,危险方法多基于结果危险性进行判断,即从行为造成的结果倒推行为当时对公共安全所造成的危险程度,且危害结果多为“多人伤亡”或者“财物遭受重大损失”。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具体的危险犯,应当以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行为是否达到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而危害结果只是行为危险的具化后果,不应作为危险方法的判断标准。结果倒推模式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容易陷入主观主义刑法的误区,造成客观归罪。因此,应将行为当时的危险性作为判断是否属于危险方法的标准。
“行为危险性”应当将一般的社会大众作为判断主体,由社会大众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以法律事实作为当时行为的基础,从生活经验法则出发作出行为危险性质的判断。而生活经验法则实际上可以归纳为行为“具有足以使公众难以防范和抵御而行为人本身又难以预测和控制的属性。”李炜、张勇:《认定其他危险方法不应只注重结果危险性》,载《人民检察》2010年第21期。具体到本案中,以熊某某和张某某行为当时的情况来判断,二人实施的行为不是危险方法。第一,行为基础。熊某某和张某某选定W路段作为作案地点,并在夜深时分由张某某每次投放一颗钢丝钉。在钢丝钉被消耗完毕或者被公安机关推平后,熊某某和张某某再次投放。这是判断行为危险性的行为基础。第二,客观条件。熊某某和张某某制作的钢丝钉取材自店内的自行车钢丝圈,将钢丝钉磨成尖头针,用胶水固定在道路上。熊某某和张某某在放置钢丝钉时,选取的位置在W路段的非机动车道上,且在该固定的路段每次设置一枚钢丝钉,并非在道路上密集设置钢丝钉。熊某某和张某某选择在修车店骑行500米之内的路段为作案地点。第三,判断主体。应当以社会大众为主体,而不应该将具有法律素养或者科学知识的人作为预设主体。无论是具有法律素养还是具有专业科学知识的人,判断危险性时难免受到认识能力因素的影响,而过早带入规范、价值判断,混淆不法与责任。实际上被害人群体即可以作为判断主体。虽然被害人属于偏见方,但即使在本案偏见方的言辞证据中,也没有看到被害人指控行为的公共危险性,因此可以将被害人作为参照主体。结合以上三点,可以得出结论,作为普通的社会公众,即使是偏见方也能够判断,在非机动车道上设置并不密集的钢丝钉,可能会随机扎破过往自行车轮胎,但不可能导致低速行驶的非机动车辆倾覆的危险。放置“黑心钉”的行为显然没有达到危险方法的危险程度。
李炜、张勇:《认定其他危险方法不应只注重结果危险性》,载《人民检察》2010年第21期。
从反面来说,熊某某和张某某的行为也不符合生活经验法则的表述。熊某某和张某某的行为虽然使骑行人员难以防范和抵御危害后果,但二人将钢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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