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经典文学里的赌徒.DOC

俄國經典文學裡的賭徒 文／熊宗慧 莫斯科大學語言系文學博士，政治大學斯拉夫語言系兼任助理教授 俄國文學之所以經典，一般認知是因為「震憾人心的道德力量」，然而或許這只是一種說法，一種切入角度，一種人云亦云。 讀者習慣用崇高的目光注視俄國「苦難」大地的文學，「苦難」一詞格外要緊，它不僅「等於」俄國文學，甚至主導讀者對俄國作家的印象和情結：杜斯妥也夫斯基被套上手銬腳鍊前往西伯利亞服苦役的受難形象；托爾斯泰面對善良農民而產生良心不安的煎熬，這兩人像是協力互補似地幫讀者把不想承擔的良知折磨一肩扛下，如此這般，彼成了道德救贖的象徵，而讀者獲得了解脫，兩方互蒙其利，「經典」於是成形。 然而事實上這些俄國文學家，從普希金到契訶夫，並非從呱呱墜地起，就立志要當「先知」，或是「人類心靈的導師」，大部分的他們和你我一樣，都經歷過一段徬徨少年時，唯一的不同，也是很大的不同，在於他們將生猛奔騰、放肆不羈的青春活力灌注到文學志業上，而且一路獻身到死到老，所謂憾人的道德力量，其實更多是源自於文學成熟時期對年少輕狂的懺悔和省思，屬於創作生涯的一部分，卻絕對不是全部。 道德救贖下的俄國文學其實存在著另一個面向，也是它最迷人之處，就是一種無以倫比的狂熱和激情──對明知不可為卻一往追求的偏執情感，對愛情如此，對賭的態度更是堅定。只要稍加留意，不難發現十九世紀乃至二十世紀的俄國作家中，包括普希金、萊蒙托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庫普林、安德列耶夫、馬雅科夫斯基、扎米亞欽等這些撐起俄羅斯經典文學的作家作品中，有相當比例的篇幅，內容都脫離不了賭和賭徒。 俄國作家之所以精賭，原因在於那是貴族階級和社交圈最熱衷的遊戲，而十九世紀俄國作家大部分出身貴族，要他們不熟悉這項遊戲，那才是怪事，這群作家幾乎都是從牌桌上開始「轉大人」的，例如托爾斯泰有一篇《彈子房計分員》的短篇小說，這是在講一個初入社交圈的貴族青年想從撞球桌上認識這阿諛我詐的大人世界，最後卻是輸光所有一切，憤而自殺而死，這一篇故事除了揭露賭博在俄國貴族社會風行的程度，其警示意味也非常濃厚。 的確，牌桌上看盡人生真諦，但是對俄國作家而言，玩賭寫賭的意義不光在賭博本身，而是一種近乎形而上的命運探索，希臘神話用悲劇和命運對決，俄國文學用賭博挑戰命運。且看普希金的《黑桃皇后》，作家精確掌握了當時社交圈對一種謠傳的必勝牌(3點、7點、11點)的期望心理，轉化成小說創作，塑造了蓋爾曼此一狂熱求贏的機會份子，然而他仍敵不過命運的惡意玩笑，最後輸在「黑桃皇后」這一張致命的牌上，他於是失去了理智，成了瘋子。還有始終被台灣讀者遺忘的優秀俄國作家萊蒙托夫，他在《當代英雄》裡的〈宿命論者〉一篇提到的那位烏里奇中尉，一個宿命論賭徒，他對賭的癡狂著迷，俄國文學史上無人出其右，如果再加上貫穿整部小說的男主角畢佐林的話，儘管他並非耽溺牌桌的賭徒之流，但是他屬於堅決在愛情賭局中求勝的賭徒性格的人物，最後烏里奇死於受命運指使的哥薩克醉漢之手，而畢佐林在征服愛情的過程中，卻遭受命運的永世放逐。普希金和萊蒙托夫，這兩位長期浸潤在希臘羅馬古典主義省思下的詩人兼小說家，為俄國文學指出一個青山長綠細水長流的主題──俄羅斯文學的賭徒，一種對賭乃至於對生命和藝術無法扼抑的癡、迷、狂的典型。 對賭的狂熱，就是俄國作家獨樹一幟的風格，眾所週知，杜斯妥也夫斯基好賭，可卻是十賭九輸；托爾斯泰年輕時耽溺玩樂，曾不遠千里來到大都會莫斯科，只為一求賭個過癮；屠格涅夫，很多人都知道他棋藝驚人，卻很少人知道他在賭牌上也是常勝軍；還有詩人馬雅科夫斯基，他曾經不無得意地說：「我寫詩，我賭博，我模樣看起來也不差。」對賭的嗜好，俄國作家並不避諱，因為那是十九世紀俄國貴族和社交圈的交誼方式，也是二十世紀初藝文沙龍圈熱衷的娛樂，可是最重要的是他們能把賭博這從道德層面看來屬於負面意義的題材轉化成一篇又一篇交織著激情狂熱和冷靜思索的上乘文學。 輪盤運氣始終不佳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在德國威斯巴登輸光了所有預支的稿費，四處躲債，狼狽不堪，不過卻為此貢獻了兩部文學作品──《罪與罰》和《賭徒》。托爾斯泰的豪賭讓他賠上家產晴園裡一棟最有價值的屋子當作抵押，他後來痛定思痛，寫出《戰爭與和平》，並靠其版稅將房子贖回，從一個層面看，沒有那場賭博桌上的狂輸，就沒有《戰爭與和平》這部文學巨著的產生。對於這段年少的荒唐時光，托爾斯泰並不避諱，在《戰爭與和平》中就出現這麼一幕經典賭局：逢賭必贏的陶洛霍夫硬逼尼古拉?羅斯托夫上賭桌，並從五盧布的小注起一路贏了尼古拉四萬三千盧布的天價，然而這兩人其實是好友，何以在賭桌上弄到近乎攤牌似的對決呢？尼古拉心中儘管惶惑，但不是完全摸不著頭緒，果然局後陶洛霍夫對他說：「你一定知道那句俗語：『情場得意，賭場失利。』你的表妹(宋妮雅)愛上你。這我知道。」陶洛霍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