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希悲剧艺术品性认识.docxVIP

　　自从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一百多年以来，中西／中希悲剧艺术特征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学者们从悲剧人物、冲突、结构、功能、叙事等多维视角揭示两剧的艺术差异及成因。 　　但大多学者采取一异一因的研究方式，对两剧艺术差异的深层成因，缺乏系统化的归一研究。 　　本文对中希悲剧以下简称为中剧／希剧三个核心艺术特征———悲剧人物、冲突范式、审美体验———进行重述与重释，力求寻找两剧艺术差异生成的深层动因。 　　一、悲剧人物前道德的强者与高尚道德的弱者一前道德的强者中希悲剧的一个明显差别是主人公的不同，希腊悲剧用大人物显赫人物，而中剧则用小人物普通人物。 　　众所周知，希腊悲剧的主人公均为地位高贵、具有非凡的力量的帝王将相。 　　希腊三大悲剧家的代表作中的主人公都是些王公贵族。 　　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是国王，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是公主，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是公主和王子。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论及悲剧人物时说，主人公应当高于一般人，是那些名声显赫、生活顺达，例如俄狄浦斯、苏厄斯忒斯和其他有类似家族背景的著名人物［１］。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斯卡利格在其《诗学》与亚氏《诗学》同名一书中认为，悲剧是对知名人物的不幸遭遇的摹仿［２］。 　　可见，主人公的非凡性是希腊悲剧的题中之义。 　　本文认为，希剧的主人公可用一个概念进行概括，那就是英雄，也就是维柯历史形态三分说中的英雄，英雄与神、人并列，是指介于神与人之间的一种属类———会死的神，是从神坛走下人间的中介物。 　　古代希腊人朴素地认为出身名门、血统高贵的英雄，都是奥林匹斯山上神明的后裔，有着神一般的伟力，与神不同的是英雄与人一样有生命期限。 　　基于与中剧主角比较的视角，本文将希腊悲剧的主人公符号概括为前道德的强者，即强者＋前道德。 　　悲剧人物的第一个属性是强者。 　　强者即英雄，如国王、皇后、王子、公主等，他们均是有权有势有力者。 　　维柯在《新科学》中，将人类历史形态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与人的时代，与此三时代相匹配的历史主角分别是神、英雄与人。 　　希腊悲剧诞生于一个气势磅礴的英雄时代，与这个时代匹配的主人公当然是英雄。 　　悲剧史诗是关于英雄的故事。 　　在西方的词源学中，戏剧的主人公与英雄是同一个能指———英文为ｈｅｒｏ，法文为ｈｅｒｏｓ。 　　对这一选择动因，已有不少研究。 　　朱光潜说，不可否认，人物的地位愈高，随之而来的沉沦也就更惨，结果就更有悲剧性。 　　［３］何辉斌认为，为了突出行动的力度，西方人趋向于选择英雄人物充当戏剧主人公。 　　［４］这些从戏剧效果切入的观点，是否触及到本质还有待商榷。 　　本文认为对悲剧人物的这一选择，是悲剧所处历史形态的必然结果。 　　在英雄时代里，社会的基本单位不是个人，而是英雄。 　　个体、个性意义上的人还没有诞生，还匍匐在英雄这个集体性符号之中。 　　此时，主人公除了选择英雄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希剧悲剧人物的另一个属性是前道德。 　　［５］英雄时代是一个尚崇力量、以力为社会秩序管理者的历史时代。 　　自然／神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力量，它对人的征服与吞噬生成了希腊语境中最重要的观念———命运。 　　悲剧正是把神话、史诗中的命运主题承接过来，并对命运这个无可逃避，唯有承担的必然之车轮继续进行延伸、放大与升华。 　　命运的在场，必然导致伦理的缺席。 　　前者是力，后者是理，以力为秩序管理者不讲理，以理为秩序管理者贬斥力，两者是一种彼此消解的关系。 　　因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表现为一个个野性丰盈、善恶同体的前道德强者。 　　英雄的前道德性因于一个以力为秩序最高管理者，而力、命运的成于希腊险恶的海洋地理环境，在这个险恶的环境中，人与自然的抗争成为本位关系。 　　二高尚道德的弱者中剧主人公与希腊相反，一般择用普通人物。 　　例如，《窦娥冤》中的窦娥，《琵琶记》中的蔡五娘等。 　　对这些人物特征的概括，已有不少论者提出独到的见解，谢柏梁说如果说悲剧人物还有所侧重的话，那么反映女性苦难的‘闺怨’戏倒确实是悲剧的重头戏。 　　［６］吴国钦也认为，这些人物具有弱小善良的正面素质［７］。 　　本文将这类人物概括为高尚道德的弱者，即高尚德者＋弱者。 　　中剧人物的第一个属性是高尚道德，即德者。 　　中国悲剧产生于元朝［８］，那时的中国早已远离英雄时代———中国式的英雄时代为尧舜禹时代，而走进了一个人的时代。 　　在人的时代里，历史舞台的主人公当然不再是曾经的英雄，而是个体的人。 　　在中国这个早熟的农耕文明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早已成为固有的本位关系，因而，中剧所承载的内容当然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即人伦的关系。 　　反映在悲剧人物身上，便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