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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发展制度理性分析 一、制度理性相关概念综述 （一）何为理性。理性从词源上说，来源于希腊语“逻各斯”。在罗马时代，被译成拉丁语：ratio，最早是货币单位，而后等同于逻各斯成为哲学上广泛使用的术语。最后形成了理性（英语：rationality）与理智（英语：reason）的字根。追溯源头，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再到文艺复兴时期，都有相关的描述。今天，作为一个原始词，在哲学，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领域都被进行了深入研究，各种学者的描述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一是社会标准理性理论，强调集体意识，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家，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等等，侧重于道德或制度理想主义；其次是基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理性理论。主要体现在经济学领域，如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说”；三是理性人理性社会理论，而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制度理性就是从韦伯的理性理论中衍生而出的。（二）制度理性的含义。根据韦伯的理性化理论，他将理性视为人类社会行为，结构和秩序以及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并把这种合理性分为形式合理性，也就是我们说的工具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价值理性。制度形式合理性是指制度的设计、运行等科学化、合理化，是“硬件”设计、执行的合理性，是一种实践规范；制度实质合理性是在文化道德、法律精神和制度目标等方面追求最大限度的公正合理，是“软件”内容的合理性，是一种价值理念取向。制度理性可理解为国家通过制度安排及调整，通过“纠偏”机制的作用，尽可能使得经济主体之间取得“共识”，逐渐“走向合理性”的过程。 二、行政发展与制度理性的辩证关系 （一）行政发展的涵义。发展理论是在20世纪现代化理论视阈下最早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而提出的，旨在把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扩散，推动发展。随着人们对发展理论反思的日益深刻，发展理论逐渐被应用于其他领域，行政发展领域是其中之一。行政学研究的学者对行政发展的研究逐渐深入，但对行政发展内涵的理解却仍未有统一的认知。笔者认为何颖教授对行政发展所进行的界定是目前国内学者中最为成熟和典型的，即行政发展是指各国政府采用科学方法来满足自身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和完善行政系统和制度，调整行政方式和行政关系，提高行政效能，促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协调行政进程。（二）行政发展之于制度理性。综观行政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不难发展其实“制度”、“理性”和“发展”这三个方向的议题和研究几乎在各个时期各个代表学者的研究中都有着学理和逻辑上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行政发展会根据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的理性的萌芽和发展不断丰富自身的特性及发展，而这个过程也会影响着制度理性的建构内容和侧重。从行政发展的角度出发去考量制度理性的存在，主要有两个方向。首先，行政发展具有一定的特定目标性。这样的目标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着长期和短期目标、总目标和分目标所共同组成的。这样的全部目标要一一实现，需要周密的计划和前期工作，也需要科学、合理的制度。这也就为制度理性的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行政发展的理念变化影响着制度理性的价值标准和选择。就现在的社会而言，行政发展为贴近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更多追求的是公平、效率、正义和以人为本。因此，人们在渴望和认可现阶段行政发展的追求理念的时候，在制度理性的价值选择上就自然而然地会侧重追求相关的标准，以期二者的统一。（三）制度理性之于行政发展。如同制度是一种个人自由与国家社会秩序之间的中介一样，制度理性也是一种制度中介，不过这种中介是一种理性或者合理的中介，其作用在于增进整个社会的合理性，把这样的说法放到制度理性对行政发展作用程度的描述上也是恰如其分的。其一，制度理性是行政发展的重要保障。从前文引用何颖教授对行政发展的定义可以分析出，行政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方向就是对行政制度的革新，从而达到调整行政活动方式和提高行政效能的目的。但是行政发展的意义不在理论上的变动，而是在于制度制定和推行的整个实践过程中取得的成效有多大。制度不是行政发展的全部，却是行政发展的关键。所以我们说制度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行政发展的最终成果和形态丝毫不为过，这也就是二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即行政发展离不开制度理性的“保驾护航”。其二，制度理性推动行政发展模式的确立。各国对其本国行政体制及战略的选择构成其行政发展的模式。各国行政发展所处历史阶段及目标都不同，行政发展模式也不一样。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与发展起步较晚，且没有自己的理念和模式可以借用，在行政领域的改革也有着借鉴发达国家成功例子的影子存在，缺乏自己的行政发展模式。而行政发展模式的确立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就是制度理性。合理、有效的制度理性强化有助于行政发展模式的建立，由此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并指导着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推动着行政发展模式的形成。因此，制度理性在以中国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