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合医疗制度均等化财政投入.docxVIP

　　从2003年开始，济南市选取章丘市作为济南市新农合的试点地区，并逐步推广，至2011年，在全市构建起了政府财政补助加农民个人缴费，以县区为统筹单位，主要解决农民大病就医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与新农合制度全面推开之前相比，财政对于新农合的投入力度有了极大的提高，这也从济南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医疗和保险实行政府相同财政补助的政策中体现出来。 　　2011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政府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00元，与新型农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政府补助标准相同，体现制度设计者一开始就意识到医疗保险城乡财政补助均等化的重要性。 　　与之前老农保片面强调农民个人缴费，忽视政府责任的做法相比，无疑体现了政府财政体制加大向乡村倾斜的趋势。 　　但是，探究新农合的财政投入的公平性，我们不能仅从投入财力的单纯数字增长以及城乡财政补助标准均等化的角度，而应该从建国以来长期实行城乡二元体制，长期强调以牺牲农村为代价发展城市而造成的对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和农民医疗保障的历史欠账的角度深入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政府财政投入的实质公平性。 　　建国以来，特殊的国情，导致我国无法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海外殖民实现资本原始积累，而不得不通过城乡剪刀差的方式，通过统购统销低价购买农民粮食，然后在向农民高价销售工业品的方式，为我国工业发展积累资金。 　　与此相对应，在政府的财政医疗投入上，也实行重城市轻乡村的政策取向。 　　城市医疗机构的建设和城市居民的医疗保障有国家承担，而在农村地区，则主要由农民自己出资。 　　显然，这种长期重城市轻农村的做法是不符合公平理念的。 　　为了更直观的分析，我们参考了济南市2010年统计年鉴，并将济南市及分区县的卫生机构数，床位数，人均床位数等作为考量指标。 　　根据年鉴，市区拥有各类卫生机构3088家，占全市的607,，为平阴县的127倍，济阳县的44倍，商河县的113倍。 　　而且在这些卫生机构中，济南市区医院数量占市区卫生机构的比例为57，而平阴县的这个数字为17，济阳县为02，商河县为11。 　　市区拥有医院178家，占全市医院数量的908，为平阴县的44倍，济阳县的89倍，商河县的59倍。 　　市区拥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量224家，占全市252家的89，是平阴县的373倍，济阳县的112倍，商河县的56倍。 　　市区拥有床位数包括各类卫生机构24098张，占全市的754，为平阴县的215倍，济阳县的217倍，商河县的231倍。 　　市区千人拥有床位数为692张，为平阴县的23倍，济阳县的34倍，商河县的41倍。 　　市区每千人拥有医生数为391人，为平阴县的25倍。 　　济阳县的29倍，商河县的39倍。 　　以上这些还只是从数量进行比较，而实际中，由于医疗设施的差距卫生人员的学历水平和医疗水平而产生的居民享受的医疗服务质量的差异上没有计算在内，如果把这些质的因素也换算成数字进行考量的话，实际差距将远远大于以上我们做得比较。 　　概括起来，济南市区同下属县在医疗资源投入和分布的不公平行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医疗机构数量城乡间严重不均衡，过多的医疗机构分布在了济南市区，导致基层各县的医疗机构数量不足，城乡分配失衡。 　　这直接导致了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过程中缺乏强有力的医疗支撑。 　　这体现济南市城乡医疗设施在量上的不均衡二是优质医疗资源过度向市区倾斜，导致基层医疗机构的力量不足，医疗质量低下。 　　市区不仅医疗机构总体数量远超各县，而且集诸如三甲医院在内的优质医疗资源于一身，而各县则主要为普通医疗机构。 　　优质医疗资源的过度集中于济南市区，使得济南各县市的医疗资源在质的方面存在严重差距，从而难以在实质上保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其对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三是在医疗机构千人床位数、千人拥有医生和护士数方面，市区占用了过多资源。 　　这直接导致参加新农合的农村居民，更多的只能得到初级的医疗报销补偿，一旦出现大病，需要住院时，往往难以得到即使充足的住院保障。 　　这也体现了新农合在实施中仍然强调保基础，难以保证城乡医疗保障差距的缩小。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出台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提高，在国家整体实力有了质的飞跃的前提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 　　构建新型农合作医疗制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国家财政的加大投入，逐步扭转这种差异性，从而最终实现城乡居民享受同等水平的医疗保障待遇，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体制。 　　因此，为了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质公平性，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实现城乡间医疗财政投入的均等化，因为这种均等化虽然表面上看似实现了城乡间的一种公平，但实质上是一种可以回避历史欠账的态度。 　　由于这种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