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与文化建设初探.docxVIP

　　在此种意义上，他认为红色文学难以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经典。 　　当前文学经典的改编与再造消弭红色经典精神，更多是以赢利为轴心的商业化操纵。 　　陶东风在《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一书中谈到红色经典时说所谓‘道德的回归’、‘理想主义的复活’只是表象或某些人一厢情愿的期许。 　　事实是在红色经典改编中体现的文化、经济、政治、伦理、市场、大众、消费等元素在影像世界的奇妙融合中，消费主义与商业的逻辑无疑成了主导的或统帅的作用。 　　［4］他犀利地批判了《小兵张嘎》、《红色娘子军》、《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改编后的变味，男女间的情爱被无限地放大，原有的教化功能自然瓦解了。 　　毋容置疑，以上无不表明了学者们对红色经典寄予关注，对其出现的弊端予以纠正。 　　事实上，评价红色经典的视角与尺度可以也应该是多元的。 　　上世纪90年代后，关于红色经典的论争许多就是起因于视角与尺度的差异。 　　陶东风在对世俗文化的评价中提出，首先必须有一种历史主义的眼光，一种分析与审视当今社会文化问题的角度与方法。 　　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分析与评价红色经典，也就是说不仅必须具有历史分析的眼光，而且要将其放到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定位和分析。 　　红色经典与苏区精神一脉相承当今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取决于人的因素，而不是物的因素，因此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就日益凸显出来。 　　［5］无疑，作为文化和文学的经典作品包括红色经典的价值地位更为重大。 　　就赣州而言，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片红色故都上创建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这片红土地上，留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五次反围剿和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的印迹。 　　不过，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市场化、商业化程度不断加强，尤其在全球化浪潮和市场经济改革浪潮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各种社会文化问题不断突出，如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充斥，金钱利益的驱使，人们对物欲的热切追求逐渐消释着赣南人民在长期的历难中形成的全民凝聚力和向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赣州苏区革命精神的某种缺失。 　　而红色经典有关理想、终极关怀、神圣性价值等内涵与赣南苏区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中生成的苏区精神一脉相承，合理看待红色经典及其主要特征显得尤为重要。 　　红色经典具有红色和经典的二重性，即红色凸显了这类作品题材的共通性和自身的独特性，经典表明这类题材作品价值的评价高度。 　　红色，是因这些文艺作品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历史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题材，高扬着革命理想主义旗帜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 　　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引领下，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下，上自历经五四的老辈文人，下至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人民作家，凝合成一股巨大的红流，追忆革命斗争，歌颂工农兵，激励工农兵，改造阶级敌人。 　　这些作品虽然深深地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然而，其红色特质无不是特定时代下作家个人独特的世界观渗透下不可重复的艺术世界的创造，能够提供某种前人未曾提供过的审美经验。 　　［6］经典，是因它们曾是那个时期整个中国人民的精神食粮。 　　至于被改编和再造无不是因为它们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之深之远。 　　尽管存在着时代的阶级的局限，但是这些独特的文学艺术作品所体现的群体性红色特征和所流露出来的包含着理想、崇高、集体主义等意涵的革命浪漫精神无不具有经典的内涵。 　　这些作品真实地书写了劳苦大众在实现自身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历程中，在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中，依然坚守理想和信念并为之奋斗的热情及其对牺牲精神、舍己为人等优秀品质的不懈追求。 　　这无疑表明了红色经典既植根于时代，展示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具有历史的现实的品格，又概括、揭示了深远丰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性的意蕴，具有超越的开放的品格。 　　［6］红色经典是中国式的经典，有别于传统的四大名著，有别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鸿篇巨制，有别于充满苦难精神的俄罗斯文学。 　　红色经典的中国式特色在于整体性地建构了关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及其新中国初期社会斗争和生活的历史记忆。 　　红色经典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民族文学史上翻开了新篇章，具有’史’的价值。 　　［6］赣州当代文化建设与红色经典对于红色经典改编后的文化品位与审美格调低下的问题应当加以警惕，但历史主义地肯定其意义是第一位的，不能抹杀红色经典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的功绩，不能低估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地位。 　　我们应该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去借鉴和吸收它，以此来丰富和提升当代社会文化。 　　对于赣州这片红色故土而言，尤为重要。 　　首先，红色经典对于赣州亲和力和社会凝聚力的重建，对于和谐赣州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当下，精神家园的重构和民族精神的弘扬，离不开对理想信仰的高扬。 　　［7］红色经典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