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法治化的现状与措施.docxVIP

　　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现实困境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不成熟性决定了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法治化问责所要求的问责文化缺失、问责理念错位、问责体制不畅和问责制度滞后。 　　一法治化问责文化缺失马克斯?韦伯认为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情境有密切的渊源。 　　[2]我国源远流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历史和曾经长期坚持的高度集中的计划治理模式，使我国缺乏现代法治化问责所要求的以权利本位为核心的问责文化。 　　⑴从国家角度看重统治权威，轻权利需求。 　　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视国家为自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统治事务即家庭内务，各级臣等不过是家庭内务的具体管理者，从根本上说，臣只有对君负责的义务而没有对民负责的必要；广大公众是天然的仆人和被管理者，劳动生产成为他们存在的根本理由和统治者对他们寄予的终极需求。 　　所以，任何主人真诚地需要仆人去监督其家庭内务的设想都是不切实际的。 　　现代高度集中的计划治理模式的前提假设是以行政管理者为主体的计划者所作的计划都是从被计划者的利益出发，被计划者只要按照计划者的计划行事就一定会获得利益。 　　所以，作为被计划者的广大公众的最佳选择就是服从计划、履行计划，任何怀疑和否定计划和计划者的被计划者都无异于放弃利益而追求不利，显然，对计划者尤其是广大公众对计划者进行问责是非常不明智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⑵从个人角度看重明哲保身，轻匹夫有责。 　　可以说，创新求变是人类思维的本质属性，任何社会都有对已有事实提出疑问甚至产生新的构想的人，但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他们所持的态度和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 　　我国封建社会家国一体且皇权无限，而广大公众的权利极为有限，专制统治对既有体制的过分依赖和官官相护的官僚作风使任何对现有制度和管理行为提出质疑和否定的人尤其是广大公众都有可能招致极为不利的后果，从而使公众不敢问责。 　　在计划治理模式下，尽管广大公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利，但我国一直未能建立起完善的对计划者进行监督的制度，更没有为广大公众对计划者进行监督构建畅通的渠道和提供有力的救济，使问责尤其是广大公众问责因为路径少、成本高、收效微而不愿轻易提起。 　　二法治化问责理念错位权利保障、程序公正是法治化问责理念的重要内容，尽管在我国行政问责实践中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但与法治化问责的要求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其突出表现是问责理念错位。 　　⑴从问责形式的角度看重权力问责，轻权利问责。 　　从我国现有问责制度的规定看，我国问责执行的主体尤其是直接主体主要集中在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公权力机关，而私权利拥有者的广大公众和广大公众意志的代表机关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等很少成为问责的执行主体。 　　如在我国长沙、天津、重庆、大连、海口、昆明、深圳等7个地方性行政问责规范性文件中，有5个文件明确规定问责执行主体为市人民政府、1个为市人民政府办公厅、1个为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 　　[3]2009年，中央颁布实施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问责执行主体也仅作如下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 　　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履行本规定中的有关职责。 　　尽管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某些问责尤其是提高问责效率的需要，但由于缺乏广大公众实质性的参与而使问责法治化所要求的实现和保障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价值追求难以从根本上真正实现，也与人民主权和权利本位的现代民主政治要求不相适应。 　　⑵从问责目标的角度看重应急效果，轻实质效益。 　　由于行政问责主体设置的片面性和功利性，使行政问责主体与行政问责对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决定了行政问责主体在问责执行上的被动性和问责动机上的肤浅性，往往是在出现了重大责任事故且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之后，主要出于平息事态、维护稳定的需要而展开问责，使问责的政治功能掩盖了以实现和保障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为宗旨的问责法治化的本质需要。 　　其突出表现在，为了问责而问责以至于过分强调问责暂时达到的应急效果，忽视问责对国家、对社会长期发展应该发挥的维护权利、促进发展的实质效益。 　　问责实质效益的发挥依赖于问责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实现，其中，实体正义表现为公众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它是程序正义的目的；程序正义表现为过程要公开、公正、透明，它是实体正义的保证。 　　而我国的行政问责往往淡化甚至无视程序正义在保证实体正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片面追求问责效率，被问责官员往往下也匆匆、上也匆匆，公众总是不明不白，使问责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应付舆论、息事宁人的工具，严重影响了行政问责应有的实质效益。 　　三法治化问责体制不畅问责体制与国家的权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