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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文化生成史》 13中文基地 易浩诚 2013221102320020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浩如烟海，但又精芜杂陈。关于中国文化的优劣之辩已经有很多次了，最为激烈的一次，莫过于新文化运动。说实话，当我第一次了解到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我也是叫好。随着见识的不断扩大，认识问题的深度不断加深，对于新文化运动有了更加客观的认识，其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破坏简直是惨不忍睹。时至今日，我们才集体觉醒，我们得寻根，我们得把压抑了的，破坏了的，遗忘了的，尘封了的传统文化恭恭敬敬地请到阳光下。有些人呢，奉行拿来主义，经过之前的全面否定，这次便又极力地赞扬，不加剔除地一股脑地全给拿了出来。一则太多，二则良莠不分。对于一个还没有分辨能力的初学者来讲，这样无异于不接受。冯天瑜先生的《中国文化生成史》采取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去把中国文化请到阳光下。王力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是一一地把中国文化的可考证的具体内容分门别类地罗列了出来。部头很大，内容很细。阴法鲁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则是以门类和时间为两轴对中国文化进行述写。以上的两种写法是大部分中国文化史的写法，具有一种通识性。冯天瑜先生则是从中国文化是如何生成的角度去探讨中国文化，这不仅避免了简单的罗列，同时也避免了对文化的优劣之判。由生成角度去探究更容易触及文化的本质内涵，自然这本书的学术性就较为浓厚了。 《中国文化生成史》总计有82万余字，虽说中国文化难以数计，但这82万字所承载的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已然触及到了中国文化深层次的内涵，而不单单是罗列。古语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冯天瑜先生的《中国文化生成史》就是在教授国民如何把体现中国文化本质内涵的鱼钓起的方法。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文化生成史》在国民的传统文化教育上是远胜于其他书籍的。我多次谈到这本书对于国民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这并非是我强加给这本书的功用，而是这本书本身就是如此。冯天瑜先生在撰写这本书之时，本就是从当下出发。正是看到了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不堪生存状态，才愈加坚定地认为撰写这样一本书的必要性。有些人为学术而学术，而冯天瑜先生则是为现实而学术，在此并没有评价这两种学术行为的意思，而是想指出，冯天瑜先生的学术行为与中国文化中的经世致用的思想颇为吻合。我想这与冯天瑜先生研究中国文化关系密切。在正式开讲中国文化前，冯天瑜先生撰写了五篇题记：当下、悖论、合力、结构、守望。这五篇题记都很鲜明地表现出了冯天瑜先生撰写这本书所体现的经世致用思想。从这一点来讲，也是远胜于他人的。书是在论述中国文化，书本身也体现着中国文化的某些内涵。 该书导论的下标题就是“文化生成：从自在到自觉”。提到文化自觉，我们会一下子就想到魏晋时代，因为从高中起我们就在接受这一理论，然而并没有深究其原因。费孝通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确实，魏晋前有夏商周秦汉三国，两千两百多年的历史，到魏晋时期在达到文化的自觉。费孝通还说说:“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只有这样才可以逐渐达到文化自觉。结合历史我们可以知道，魏晋时期正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胡汉文化大冲突，是一个多元的文化环境。书中还提到“文化自觉必须反复多次地进行，古代的文化自觉不能代替现代的文化自觉，更不能代替当下的文化自觉。”这个观点着实醍醐灌顶。文化的自觉确实是应该不停地进行，不能以为中国文化在魏晋时期已经实现了文化的自觉，接下来就不需要了。联系费孝通的话，文化自觉是在多元的文化条件下逐渐实现的，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来看，一时代有反映该时代客观实在的意识，也包括文化。既然多元的文化环境变了，文化自觉的环境也变了，也就需要当时代的文化自觉。想到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同样是一个多元的文化环境，但是不幸的是，并不像费孝通所说，我们中国文化在这个多元的文化世界里确定不了自己的位置，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中国文化在国民的精神世界里确定不了自己的稳固的位置。举一个列子，圣诞几乎比春节还热闹，而春节只是跟放假有关，我想若不是行政力量的干涉，恐怕春节也要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所以冯天瑜先生给我们每个人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在当下实现中国文化的自觉。 该书导论第一节里写到：“本书旨在考析中国文化的生成机制，以发现其结构性特征。”所以，你要是想了解什么事冠礼，什么是揖礼，就只能去看王力先生的《中国文化常识》了。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生成史》与《中国文化常识》就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中国文化生成史》是从整体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化而不是把它们割裂看来，它审视的不是个别的文化现象，而是整个文化。该书要告诉你的中国文化有什么，而是告诉你中国文化是怎样的。就像后面那句说的一样“发现其结构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