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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公共行政》 2002 年第 4 期（ P19-25） 国家与社会之间 ——论社会中介组织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 一、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社会中介组织兴起的必然性 1．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轨时期， 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向成熟的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同时，加入 WTO 会对中国市场经济带来巨大挑战。中国的市场经济虽已基本确立，但还不完善、 不成熟。主要表现为：市场主体发育不充分；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规则不完善；市场服务 体系滞后。 无可否认， 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最能有效地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 然而，即使在 发达的市场经济中， 市场机制的作用也会由于垄断、 外部效应、 公共物品等因素的影响而受 到限制， 从而出现市场失效的情况。 所以， 在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 市场机制运作的结果不 仅达不到理论上的帕累托最优，就连其基本的资源配置功能也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 政府就要面临着两大困境： 一方面不仅要面临着市场机制存在着内在缺陷的问题， 还要面临 着市场机制力量薄弱， 不能较为充分地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的问题， 而且市场解决不好的问 题，政府也不一定能解决得好； 另一方面，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和竞争经济， 市场机制 对资源配置起主要作用， 政府不直接干预市场活动主体的行为， 只能通过各种间接手段调控、 规范生产经营活动。 因而， 市场经济必然会划定政府权力的范围， 迫使政府重新调整其职责 和功能， 限制政府的结构和规模。 为此，政府又必须在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把属于市场调节 的职能转移给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市场失效问题， 承担政府微观经济管 理职能弱化后的部分职能； 另一方面又要借助其他力量来填补对某些领域直接参与、 直接管 理手段的放弃和间接调控机制尚未健全所形成的宏观管理和调控机制的结构真空。 著名经济 学家道格拉斯· 诺斯曾指出， 从不发达、 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向发达、 规范的市场经济的过渡、 转轨过程中， 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历史轨迹， 诺思称之为 lock in( 锁定 )和 path dependence(路径 [1] 依赖 )。” 而在这种转轨过程中，要避免极易出现的 lock in 现象，就必须找到一种 path dependence，即归根到底要找到一种使市场与政府之间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通道。建立在市场契约关系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行政权力的基础上的社会中介组织就是重要 path dependence。 2．公民社会的兴起。 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也称作市民社会、文明社会，他是包括 马克思在内的许多近现代社会学家共同使用过的概念， 其基本内涵指一种不同于国家构造的 社会形态。 今天，市民社会已成为西方社会普及性的结构形态， 也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 表征。 中国作为迟发展型国家， 国家在启动现代化的初期完全占主导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这 样才能动员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进行工业化，因而运用政权力量渗透、控制了社会各领域， 形成了国家高度统合社会的关系模式， 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两 个越位：公共生活对私人生活的越位；国家生活对社会公共 (民间 )生活的越位。但随着现代 化进程的加快， 这种模式使国家机构臃肿， 效率低下， 国家行动的有效性降低， 进而削减了 国家的权威， 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转变国家高度统合社会的关系模式已经是非常迫 切的了。 西方国家现有的国家和社会二元结构模式形成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 市民社会通过 与王权和国家权力的不断斗争， 逐渐确立了市民社会的地位。 在市场社会的强大压力下， 国 家不断收缩其行动范围， 逐渐退出私人领域和非政治性公共领域。 这一过程呈现出社会主导 国家的特点。 西方市民社会尽管有较强的自主性、 主动性， 但由于国家的被动性调适， 西方 国家较为成熟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模式的形成仍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当然如 果社会缺乏自觉，这一过程将会持续更长时间。 对于中国而言， 在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转型过程中， 由于国家长期以来靠行政手段对社会 进行支配、 管理和调控， 对规范化的法律手段和其他制度化调控方式比较陌生， 短时期内转 换国家支配社会的关系模式必然受到来自国家方面的顽强阻力。 与此同时， 社会也因为长期 以来听命于政府与组织的安排， 习惯于被支配的地位， 因而导致自主性、 自治性的缺失， 一 旦国家放松对社会的控制， 给社会以自主的生活空间， 人们甚至有无所适从之感。 就此而言， 国家和社会结构关系的转型将会经历一个较长过程。 因此，必须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的必 要性， 对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