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刑法的视域发展综述.docxVIP

　　本文作者尹凤桐刘远赵玮工作单位山东大学法学院目前,刑法改革已经在悄然酝酿。 　　作为我国刑法规则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刑法,其改革方向和路径受到较多关注。 　　本文拟从金融刑法视域的实证分析和变革要求出发,对金融刑法改革问题进行探讨。 　　一、国民经济视域的金融刑法的基本表现国民经济视域的金融刑法所依托的金融体系往往是一种单一主体的金融体系,即国有金融机构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 　　这种市场态势使得金融刑法在金融犯罪主体的立法上表现出片面性。 　　片面性之一我国金融刑法存在明显的保护金融机构主义色彩。 　　本来,金融刑法以规制金融犯罪为己任,而金融犯罪的主要危害在于破坏金融秩序,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客户还是金融机构自身及其从业人员,都可能出于追逐利益而实施破坏金融秩序的行为,这些行为完全可能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严重程度。 　　作为金融秩序保护神的金融刑法,理应坚持保护金融秩序的根本宗旨,对任何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犯罪行为都一视同仁地加以惩罚。 　　但现实情况却是,金融刑法只关心金融客户因侵害金融机构利益而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而对金融机构侵害金融客户利益从而破坏金融秩序的严重违法行为却不注意予以犯罪化立法。 　　我们早在几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立法缺陷[1]。 　　我们注意到,后来有的学者也提到这一问题。 　　论者称之为国家金融机构中心主义客体观,也认为我国金融诈骗罪的立法倾向过于重视保护国家金融机构,而忽视了对金融机构诈骗客户的惩治,这种刑法思维基于陈旧的银行中心主义、银行本位金融理论,而现代金融理论奉行的银行、客户双中心主义,甚至是客户本位主义要求金融刑法对金融交易双方平等保护和平等规制,甚至是对金融客户进行重点保护和对金融机构进行严格规制[2]。 　　我们认为这一论述与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实际上,所谓中心主义已经是从较积极的方面看问题了,而保护金融机构主义可能更切中时弊。 　　其一,金融犯罪侵犯目标的单向性。 　　最为典型的是在对金融欺诈行为的立法中,只重视对金融客户欺诈金融机构行为的规制,而对金融机构欺诈客户的行为视而不见。 　　以保险领域为例,保险诈骗罪仅规定惩治从保险公司诈骗保险金的行为,而没有专门规定保险公司及其代理人诈骗保险客户保险费的犯罪。 　　从理论上看,保险机构及其当事人完全可能构成保险欺诈犯罪。 　　例如在保险业务中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诱骗客户投保的行为;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的行为等均属于保险公司的欺诈行为。 　　金融刑法过于放任金融机构的行为,不利于从根本上防止金融欺诈行为的发生;而且刑法对金融机构的过多保护,易使金融机构产生优越感,将犯罪原因一推了之[2]。 　　其二,金融犯罪行为主体的片面性。 　　这主要表现为对金融中介机构犯罪缺乏刑事规制。 　　目前,金融中介机构已经成为中外金融犯罪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例如近年来,美国金融市场屡次爆发的假账丑闻,都是由于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缺乏应有的独立性结构,收受客户的高额咨询费用,疏于对客户的财务状况进行审慎的审查,或是由于中介机构与客户相互勾结,帮助客户伪造账目所致。 　　而在我国,根据一项统计表明国家审计署对16家具有上市公司年度会计报表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年度审计报告进行审查,发现有14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23份严重失实的审计报告,造成财产会计信息虚报7143亿元,共涉及41名注册会计师。 　　近年来,爆发的一些金融大案如银广夏、琼民源、亿安科技、郑百文等也均是由于相关的会计师事务所恶意包装、蓄意炒作所致[3]。 　　而且较之金融机构的犯罪,中介机构犯罪有着更强的隐蔽性、诱导性和危害性。 　　但是我国的金融刑法还未对这一新的主体给予足够重视。 　　例如在保险领域,对保险代理人、经纪人隐瞒保险事实,欺骗保险人和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行为;对非法从事保险代理或经纪业务的行为均缺乏刑法的规制;又如在证券领域,刑法第181条对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的主体界定中,只规定了传统的金融交易主体,而对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等中介机构没有进行相应规定。 　　片面性之二我国金融刑法存在对国外金融机构及交易人员规制缺位现象。 　　我国目前的金融刑法无法对外国金融机构及交易人员进行基本的规制,这已经成为我国刑法规制的一大盲点。 　　虽然学界和金融界的学者专家一再呼吁,应该及时填补立法上的这一盲点,但是我们发现目前的立法还未对此引起足够的关注,如正在审议的5刑法修正案六6虽然设置和修改了许多金融犯罪罪名,却无一款涉及增设外国犯罪主体问题。 　　在注重国民经济发展的时代,国外金融机构及交易人员的金融活动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在影响上都存在着很大的限制性,因而上述行为无法进入立法者的视野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