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经济学说史与政治经济学.ppt

第三．经济史可以克服经济学“学科孤立主义”倾向。 长期以来，经济学采用高度抽象的方法，将大量社会现象抽象掉，研究纯粹的经济现象，标榜一种“纯粹经济学”。事实上这是一种“学科孤立主义”。 现实的经济不可能是经过高度抽象的经济，将一系列条件抽象掉的经济也绝不是真实的经济。 第四，学习和研究经济史，可以为现实经济建设提供许多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人类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实践都有过不少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生活在当今的人们来说，都是一笔很好的财富，值得珍视。 道格拉斯·诺斯曾说：“经济史不仅要解释过去的经济实绩，而且要为现代社会科学家提供有关的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中解释现行政治——经济体制实绩。” 最后，学习和研究经济史（特别是中国经济史），有利于我们更深切地了解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 熊彼特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它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 “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经济史的目的，“不仅仅是在于分析说明经济发展历史过程、借鉴历史经验，在理论上还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即通过对经济发展历史实践的研究检验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从而对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有所贡献。 2、学习经济史学的方法 在经济史研究的方法上，我国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即在经济史研究中也不必拘泥某种特定的方法，不同的问题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同样的问题也可以用多种方法来论证，一切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都可以应用于经济史的研究。但不管使用何种方法，理论与历史统一的方法, 即逻辑进程与历史进程相统一的方法是最根本的方法。 在我国的学术研究中，长期存在着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教条化的倾向，不分时间、地点和条件地将马列主义当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并不是坚持马列主义的表现。 只有借助于不断发展的理论和方法，才能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开辟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和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提高经济史的研究水平。 在经济史，特别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不应简单盲目地搬用外国的理论、机械地套用一大堆新名词、新概念，对经济史料予以牵强附会的解释，这是违背科学研究精神的。 人类历史是丰富多彩的，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多元的。在经济史研究中要不断引进、运用新的经济学理论及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这有助于扩大经济史研究的选题范围，使研究的课题变得多样化。 谢谢大家！ 孙中山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案 关于实现土地国有的办法，孙中山不主张没收私人土地，不主张赎买，而主张以地价税和土地增值归公的办法，把地租及地价收归国有。 在晚年，孙中山正式把“耕者有其田”作为平均地权的要求列入政纲，并且把耕者主要解释为农民，规定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予耕地，资其耕作。 中国共产党早期提出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 没收除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的出租土地分给农民；公布佃农保护法；无地之革命士兵退伍时必须给予土地；解决土地之先决问题是必须给农民以武装及政权。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中，进一步指出：“要取消封建式的剥削，只有将耕地无条件地转给耕田的农民才能实现。要破灭农村宗法社会的政权，必须取消绅士对于所谓公有的祠堂寺庙的田产管理权。为了保证农村急剧改革的实行，农民必须握得乡村中的政权，乡村中之武装势力，必须从绅士手中夺回来交给农民” 关于农业发展的其他思想 陶煦的《租核》把农业称作发展经济，改变中国落后状况的“本”，而把减租看作是“培本”的措施。他认为：“农有余财，则日用服物之所资，人人趋于市集，而市集之工贾利也；市集有余财，则输转于都会，而都会之工贾利也”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虽然抽象地继承了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纲领，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抛开了其给农民以土地的内容，而仅把它化为减租的主张 1929年，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土地法》，其主要内容为：鼓励土地所有人自行经营，不要出租；出租额不得超过土地常年正产收获量总额的37·5%；经过改进增加了价值的土地课税；出租人不得预收地租，并不得收取押租。但这种立法因传统势力的强大在各地并未真正得到实施 20世纪20到30年代的农业合作思想合作。主张农民及手工业小生产者在自愿、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联合起来，组成各种合作社，以对抗工商业垄断组织的压迫，并使自己能因这种联合而实行一定的规模经营。 30年代大危机，农村萧条。对农业发展道路的探索有代表性的是梁漱溟的邹平乡村建设院及所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和晏阳初的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及所进行的“定县实验”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和实施方案》。认为“中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