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读书札记.docVIP

《儒林外史》读书札记 　　绪论： 　　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儒林外史》是一部专门反映科举制度下士人生活百态的作品，以其尖锐的社会批判性和对制度造成的人性畸变的精准刻画而成为中国流传千古的古典文学名著之一。 　　科举制度，打破了官僚阶层的世袭状况，使得广大平民的向上流动成为可能。不仅如此，它的有效推行使得中国的官员完全由知识分子构成，大大提高了官僚阶层的知识能力和整体素质。从隋唐到明清，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官员，几乎都是科举出身。然而应该看到，由于科举考试名额的有限和内容的局限性，它不仅使得中国的官员知识结构上存在严重缺陷，也使得中国读书人在争取好的名次时出现工具理性优先于价值理性的状况，为其成为官员后的实用主义道德观，甚至大肆贪腐，埋下了隐患。从明代开始，理学和八股文形式在科举中的广泛应用，更使得这一制度成为国家推行统治阶层意识形态，钳制读书人思想的一种有效工具。正是基于这些弊端，运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才会在晚清新政如火如荼之时，被大清统治者废除。 　　《儒林外史》与作者吴敬梓生平： 　　百度百科查出的吴敬梓生平如下：“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清朝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汉族，安徽省全椒人。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因自家乡安徽全椒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幼即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尤精《文选》，赋援笔立成。不善治生，性豪迈，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 　　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巡抚赵国辚举以应“博学鸿词”，不赴(参加了学院，抚院及督院三级地方考试，因病未延试)。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又集同志建先贤祠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家因益贫。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纵酒。后卒于客中。” 　　由此可以看出，《儒林外史》当中的杜少卿，应该就是作者吴敬梓的化身与写照。吴敬梓出身地方世族，“家声科第从来美，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这让早年的吴敬梓既能接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又能拥有傲视官场、不为科举所驱使的资本。而这样的出身也使得吴敬梓对于科举制度和皇权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他大肆嘲弄那些死读书、为区区功名利禄而奔忙的庸俗士人;另一方面，他又对具备真正儒家精神风范的士人，包括这种精神背后的皇权，具有一种美好的期望与想象。《儒林外史》之所以会采取前三十回讽刺，后三十回励志这种先抑后扬的写作方式，显然跟吴敬梓的家庭出身有着密切联系。吴敬梓反对的，仅仅八股取士这种僵化、机械化的选拔方式，而并非反对科举制度本身，更是无意质疑皇权和整个中国传统的统治秩序。 　　《儒林外史》的成书背景： 　　十八世纪初，封建皇权统治和科举制度均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处在衰落和崩溃的前夜; 　　儒家道德伦理的双元对立状态越发严重，一方面是纸面上恪守道德伦理、追求内心修养的程朱理学，一方面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言行不一的唯目的论。 　　《儒林外史》中的士商合流： 　　《儒林外史》成书于清代中期，而书中所描写的时代则是明代中后期。相信只要对明清之际中国社会文化变迁有一点了解的书友，都会对这本书里所描写的士商两大阶层频繁互动与交流的现象印象深刻。 　　在前三十回里，大量以名士自居、附庸风雅的人士，其实只是江南一带的小生意人。不管是胡屠户这样的底层小贩，还是类似鲍文卿、杜少卿这样拥有比较雄厚家业的人士，都很看重与真正的士人和官员之间的交往。而另一方面，周进、范进这样长期科举不顺的底层文人，在获得功名之前，也不得不依托于当地地主和商人而生活。这种士商合流的现象，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在江南一带就显得特别普遍。按照余英时先生的研究，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文人士大夫给商人大贾撰写墓志铭的现象开始日渐普遍。这在义理与功利严重对立、士商分野清晰的两宋乃至更早的历史时期，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当然，在士商出现合流趋势的同时，这两大阶层在明清之际仍然能保持各自相对独立。一方面，文人在进入仕途之后，其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相对丰厚的各方面收入，使得他足以不再需要依赖商人阶层而生活;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达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也使得一部分商人之后，满足于自己丰裕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从而不再追求仕途发展。这种相对独立带来的就是两大阶层相对明确的主体意识。文人士大夫看不起商人的满口财利，商人也看不起文人士大夫的成天“之乎者也”，“呆头呆脑”。 　　这种士商两大阶层之间的合流与相对独立，在《儒林外史》当中都有形象生动的描述，有心者自可以对照书中内容仔细品味。 　　《儒林外史》里的人物： 　　　　负面人物： 　　梅玖从对周进的出言不逊，目中无人到谎称是周进的门生，前倨后恭，无耻之尤; 　　范进几十年人生的唯一希望全系于科举，一旦中举，忘乎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