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docVIP

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对于一贯喜欢望文生义的中国学人来说，对于“日常 生活审美化”进行的探讨，人们想当然地把它当成是一个 审美和美学（包括文艺学）问题。把“日常生活审美化” 和美学困境联系起来，这当然也算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但 呈现在这样的“审美”凝视的目光中的，也只是“审美” 的某种平面上扩展和“增量”。就“日常生活审美化”成功 地虏获了它的赞美者，使他们再也看不到经验主义和实证 主义视野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一点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问题 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内，正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 的意识形态效应和问题症候之所在。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 政治哲学涉及的是关于“完美政治”的问题，而后者又指 的是一个有目的的社会生活的整体而非后者的局部性的派 生物［1］，所以，既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可避免地关系 到整体性的“日常生活”和“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样的政 治哲学的核心关怀，那么它在更大程度和更基本的层次上 涉及到的是政治哲学问题，至少与之产生大幅度的问题交 集。实际上，就中国当下的历史条件而言，“日常生活审美 化”正是作为政治哲学思维和政治哲学问题的某种症候出 现的，因此，从政治哲学视野出发，就不是观照“日常生 活审美化”的诸多“视域”和“范式”之一，而是其绝对 的对立面，这就使这种观照带有了终极性和包容性。 一、作为政治哲学问题症候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没有任何的伦理规定、文化理想和政治目标的情况 下，一个国家和文明共同体就会只剩下纯粹的经济契约、 经济关系和经济网络，以及它］之间的自给自足和内部循 环的自律性__从某方面的观点看来，这个上帝般全知全 能的经济世界己经够了，它通过“市场”和经济手段就可 以解决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审 美化”不是对于康德以来的经典美学的终结和颠覆，而是 康德美学自身逻辑的片面伸展和极端性表现。它是康德的 先验哲学所表征的经济自由主义逻辑的一种大幅度的量的 扩张，同时也是对于自由主义的终极性论证；它不仅仅停 留在私人生活和人的感性领域，而且也要全面地占领一些 人臆想中的“公共领域”，从而整体上是对于某种生活伦理 和生活组织方式的含混的表述和迷离的赞美。一些对于过 往年代的记忆苦大仇深的人，看到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 化”所带来的消解性和解构性力量而兴奋不已是可以理解 的，不过这样的兴奋不应该淹没我们的理智和对于当下文 化现实的真实感。“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像人们所乐观地 估计的那样，是一种感性的全面解放，至少，它在一方面 是解放和释放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对于感性深层次 的压抑和体制化一一再次的体制化和再次组织。由此它也 并不只是一个艺术和审美问题，因为它同样使得艺术和审 美成了问题，面临根本性的困境和危机: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审美化的普遍过程，仅仅是 以审美手段把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也私人化。当精神领域 的等级体制瓦解时，一切都变成了精神生活的中心。然而， 当审美被绝对化并被提升到顶点时，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 精神事物，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虚假的东西。[2] 施米特在上世纪20年代的论述，在今天的中国问题上 看起来是那样地切中要害，这反过来恰恰为我们当下的历 史情境和历史条件作出了精确的定位。审美从来不是像它 看起来、尤其是以“审美”式的眼光看起来那样，只是一 个超脱的、纯粹的形式关系，美本身也从来不只是一种形 式化的东西，甚至一种“形式的形式”（席勒），它从来都 是处于具体的文化内涵和实质性的价值内容的规定性当中 的。如果审美背后的这种文化价值的具体性，被扩展为一 个空前抽象的普遍性层面，那么，这种抽象的普遍性要么 本身是一种危机的表征，要么这种抽象普遍性背后仍有着 具体的价值内容和价值指涉__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这 两种情形当然也可以共存。实际上，“日常生活审美化”它 所赞美和合法化的，正是这种摆脱了任何价值重量和价值 关涉的抽象的普遍性和失重的空洞性本身，是对于审美关 系、价值论关系的抽象性和空洞性本身的纯粹直观和赞叹。 因此，它就达到了对于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判断：“日常 生活”本身己经无关于“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无关 于从人性和价值本身出发的“好”与“坏”的判断。这里 于是只剩下了纯粹物的标准、物的关系和物的法则，只不 过它被抹去了在工业时代、机器时代的阴郁、冷漠，涂上 了一层叫做“审美化”的薄薄的亮光和轻快的色泽。在这 里，所谓“美的原则”就是“物的原则”。作为“需要的体 系”的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现在纯粹经济化和物质化 了，它作为经济主义的“自律性”的体系，现在变成了 “自我需要”的体系：“需要”需要“需要”，“物质”消费 “物质”，需要和消费本身已经失去它的生活和生存方面的 根源和基础，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和仪式化的东西。这里 头确实有着物质生产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