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交流的无奈_传播学自我救赎的路.pdfVIP

新闻大学 JOURNALISM BIMONTHLY 2012 2 112 ·新闻理论· 年第 期 总第 期 面向交流的无奈： 传播学自我救赎的路径 单 波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就像社会学是解释“社会如何可能”的学问一样，传播学是解释“交流如何可能”的学问， 它提供对于人类交流的认知与修正机制，因而也提供改善交流的希望。可是，现实一次次嘲弄 着传播学。小悦悦事件、富士康N连跳、汶川地震灾民的孤独……，这反复演绎的“交流的无 奈”，一次次叩问学者们的心灵：你发现了人类交流的真问题吗？你找到了走出交流困境的出路 吗？可到头来，“交流如何可能”的想象力依然微弱，而且使传播学显得多余，因为它不能提供 改善交流的可能，也没有改善交流的行动，更无法提供交流的希望，只是用隔岸观火的客观化方 式复制着冷漠的现实，或用居高临下的道德批判回避着交流的无奈。 在一个传播革命的时代，人的交流越来越处于不确定性乃至危险的状态之中。传播学者们偏 向于感知传播革命政治与技术层面，如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促使媒介集中和民主崩溃，传播技术革 命带来了媒介融合，对现存的传媒制度、传播方式等形成了挑战，等等。其实，传播革命最为深 刻的一面是把人推向了媒介化社会。媒介化社会正使我们生活在人际关系急增的状态，一方面使 人与人之间的时间与空间距离缩小甚至趋于消失，我们与他者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而且无论是在 对象的选择还是在交往的性质上，都要比以往自由得多，形成了无限延伸的“桥”；另一方面， 媒介所创造的符号真实以及交流手段的爆炸所导致的信息、知识、符号的饱和，把人们与客观真 实隔离起来，与真实的历史文化分离开来，使人们热衷于一种交流，而远离另一种交流，偏向于 一种感知方式，而远离整体的感知，流连于媒体所推行的文化间形象互构，而疏离于文化间的真 实接触，习惯于媒体所建构的“面对面”交流，而失落了人与人之间真实的面对面互动，形成了 无所不在的“沟”[1]。媒介作为桥和沟的双重文化角色则是媒介控制这枚硬币的两面：作为无限 延伸的桥，它形成了对路径、手段、方式等的控制，作为无所不在的沟，它又实现着某种感知偏 向、文化偏向的延伸。这个媒介化也被表达为中介化，它可以理解为人通过媒介应对现实，还包 括所有艺术及人力所创造出来的媒介所表现、所传播的情感历程，同时还特别包含着这些媒介对 我们每个人对世界、对个人生命体验所产生的影响[2]。由于传播的这种变革，“交流如何可能” 成了统领一切的核心问题。 “交流如何可能”植根于现实的交困境，事关传播学的合法性建构。要理解这一点并不难， 只要我们侧向观察一下与传播学密切相关的社会学的发展就可以了。 社会学家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建构着一个总的看法：人们不再有社会的观念，“公共人” （public man）衰落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也衰落了。具体说来，人们不再通过 [作者简介] 单波，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18 社会交往来参与和了解公共领域，习惯于以“免于干涉”的权利作为借口不与他人交流，不再愿 意把闲暇时间用在与邻居一起喝茶聊天，一起从事集体行动。于是，社会学家借用福柯的话语呼 喊：必须保卫社会！从创立时期的发现社会到如今的保卫社会，这仿佛构成了社会学从诞生到重 生的一个轮回。十九世纪中叶，传统社会的断裂打破了当时的正统观点，即决定人的行为的，要 么是神，要么是生理机能，要么是个人的思想或精神，涂尔干（Emile Durkheim）通过自杀现象 研究发现了社会整合度对个人的意义，即社会力量的确影响着个人行动，个人所属社会群体的整 合度越高，自杀率越低。这种研究呈现了一个重要事实：社会是一个实体，它外在于个体的存 在，并拥有无异于物质世界的真实力量。以后的社会学研究表明，发现社会是一个不断进行社会 批判与重建的过程。弗洛姆所谓“健全的社会”就是批判后的社会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