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知识.pptVIP

哈贝马斯提出沟通行动的概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出自己的合理性理论。 沟通合理性是指沟通参与者相互协调的问题。沟通的合理性程度是以沟通理性的发展程度为基础的。 哈贝马斯对沟通行动概念的分析，普遍语用学对交往的有效性要求的分析，都为了揭示沟通行动中潜藏着的不同于目的理性的另一种理性：反省、批判和论证的能力，即沟通理性。 沟通理性 首先，沟通理性是一种对话式的理性，是以主体间平等的对话为基础的。 其次，沟通理性是一种借助于更佳论据的力量进行反复论证的理性，在有效性要求受到质疑时，沟通行动的参与者能够进入理性的讨论。 最后，在讨论中，沟通双方针对受质疑的有效性要求反复讨论，以达成共识。 生活世界是人们生活其中、大家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拥有的、一组庞大而不明确的社会文化背景。 如果说，舒茨关心生活世界的库存知识与交互主体关系，加芬克尔关心生活世界的索引问题与反身性，那哈贝马斯则关注生活世界中人际之间的沟通。 生活世界与沟通行动相辅相成，生活世界中大量的共同拥有的、不明确的背景知识使得沟通行动有进行的可能。 对哈贝马斯来说，沟通行动和生活世界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一种“由文化传播和语言组织起来的解释性范式的储存”。 通过理解的沟通行动达到对文化知识的传播、保存和更新，从而形成对文化知识的理解 协调互动的沟通行动满足社会整合和群体团结的需要 行动者社会化的沟通行动满足形成个体身份的需要 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表现为文化、社会、人格的相互关系及其界限变得越来越清晰。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过程的三个方面： 体制：一是指和生活世界相对影响人类生活的社会的制度或组织；另一方面指研究者采取客观观察者的视角去解释社会现象，同时代表一种系统分析方法。 经历社会发展，人类用理性替代了权威或传统文化制约从事相互间的沟通。随着人类理性发展，又出现了现代社会的悖论，出现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生活世界殖民化是指个人理性与生活世界受制于体制，体制干预了生活世界的过程。 体制干预和控制生活世界的主要手段是经济体制的金钱与行政体制的权力。 金钱与权力代替了语言沟通，沟通行动的动机不再是取得沟通参与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共识，而是为了满足经验层面的物欲。沟通行动变成了目的性行动，生活世界也被从社会功能里分离出来。 从总体上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试图解决以下几个难题： 第一，它为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践提供新的视角。 “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中产阶级普遍增多，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有所好转，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再是马克思、列宁所描述的那个到处充满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那么，如何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就成了学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哈贝马斯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既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本质，又把这种异化的社会现象当做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他把这种异化的社会现实当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 第二，它为整合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思维方式提出自己独特的解释原则。 自近代笛卡儿以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一直受到经验论和唯理论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影响，社会学作为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一门学科也不例外。一方面，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社会学要寻求“社会事实”的客观性。然而，一切的“社会事实”又是主体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价值性。这样，如何统一主客观问题，实现主观和客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就成了社会学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哈贝马斯以“兴趣”作为逻辑起点，以那种“原初的”，“未分化的”，“尚未主题化”的“生活世界”作为解决主客二元对立的归宿，应该说有自己独到的价值。 第三，它为解决西方社会结构转型问题，避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开出自己的一剂“药方”。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现象以及出现的新情况，西方一大批社会思想家们展开了各自的思考。吉登斯从“结构二重性”出发，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贝尔坚持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和结构转型，他乐观地称之为“后工业社会”；利奥塔、罗蒂等人则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而哈贝马斯认为，要避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只有发挥交往理性作用，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以实现社会的进化。 当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方法论的局限。他试图整合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可是从根本上讲，任何一个抛弃或绕开马克思的实践观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只能重新回到二元论或者以一个新的二元论来取代原来的二元论。 二是视角基础的局限。他以兴趣作为其认识的基础，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