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派与20世纪的春秋研究——《春秋》性质讨论之三.docxVIP

“古史辨”派与20世纪的《春秋》研究——《春秋》性质讨论之三 摘 要：20世纪初期，“古史辨”派在学术界发起并主导了一场关于《春秋》 问题 的讨论。在当时 社会 反封建思潮的鼓动下，“古史辨”派继承并发挥了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怀疑精神和古文经学家的“六经皆史”说，最终得出“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为史学著作”等错误结论。这些结论对整个20世纪的《春秋》 研究 产生了消极 影响 ，从而制约了此间经学史、史学史领域的相关问题研究。  关键词：“古史辨”派；《春秋》；微言大义  孔子的《春秋》是一部蕴涵作者“微言大义”的 政治 学著作，而将它视为 历史 学著作，则是20世纪学术史上一个贯穿始终的错误。除受传统今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之外，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这一误解的形成起了直接的引导作用。时过境迁，当年的疑古之风虽然早已烟消云散，但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对于《春秋》的认识仍然久而不得其实。结合“古史辨”派的《春秋》研究，重审20世纪学术史上的这一“公案”，对于我们摒弃有关《春秋》一书的谬见，无疑具有一定学术意义。 一、“古史辨”派《春秋》研究批判 周予同先生曾提出：“《春秋》的本身性质究竟是历史，还是政治 哲学 ？”[1]对于这个问题，“古史辨”派学者钱玄同、顾颉刚等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关注了。按照“古史辨”派学者的一贯 方法 ，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工作便是考证“孔子作《春秋》”说的真伪，换言之，假如《春秋》果然是孔子所作——如同今文家所说的那样——则它无疑是一部政治学著作；相反，如果能够证明《春秋》与孔子毫无瓜葛，则《春秋》为史学著作无疑了。这样，在讨论伊始，《春秋》性质问题便转化为对“孔子作《春秋》”这件事真实性的讨论。  1921年，顾颉刚率先对孔子作《春秋》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他说：“《六经》自是周代通行的几部书，《论语》上见不到一句删述的话，到孟子，才说他作《春秋》，……其实，看刘知几的《惑经》，《春秋》倘使真是孔子作的，岂非太不能使‘乱臣贼子’惧了吗？”[2]按照这种解释，则《春秋》成书在孔子之前，将它与孔子联系起来乃是后儒的附会。  1923年，钱玄同在顾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孔子作《春秋》”说的成因作了推测。他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断言，孔子无作《春秋》事，至于《春秋》的性质，“王安石说它是‘断烂朝报’，梁启超说它像‘流水帐薄’，都是极确当的批语。孟轲因为要借重孔丘，于是造出‘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话，就这部断烂朝报，硬说它有‘义’，硬说它是‘天子之事’。”[3]钱氏的说法显然深深打上了古文经学家门户之见的烙印。  1925年，钱氏在写给顾氏的《论性质书》中说，关于《春秋》的性质，“弟以为只有两个绝对相反的说法可以成立”，即：一、认为“它绝对不是历史”；二、“认它是历史”。钱先生认为：“孔丘底著作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虽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做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又说：“我近年来是主张后一说的。但又以为如其相信‘孔子作《春秋》’之说，则唯有依前一说那样讲还有些意思。”[4]细绎全文可见，对于《春秋》，钱氏一方面“认它是历史”，同时又苦于缺乏否认“孔子作《春秋》”的力证，所以语义上显得犹豫不决。  针对钱氏的意见，顾颉刚在《答书》中表示：“对于《春秋》一经的意见，我和先生相同。”并提供了否认孔子作《春秋》，以及《春秋》为史学著作说的六项论据，其中除承袭古文经学陋见成说，不值辩驳的数条外，堪称新说者有二，即：1、《论语》中无孔子作《春秋》事，亦无孔子对于“西狩获麟”的叹息的话。2、孟子以前无言孔子作《春秋》的。孟子的话是最不可信。[5]  得到了顾氏的认可，钱玄同便在此后的一封回信中说：“本年三月里您回我的信，谈对于《春秋》的意见，大体我都佩服；……我现在对于‘今文家’解‘经’全不相信，我而且认为‘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经’既没有，则所谓‘微言大义’也者 自然 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春秋》乃是一种极幼稚的历史,‘断烂朝报’跟‘流水帐薄’两个比喻实在确当之至。”[6]  由此可见，“《春秋》为史学著作”说是顾、钱等人经过长期讨论得出的结论，尽管如此，这一结论却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默证”的研究方法极不可靠。当时学者曾批评说：“凡欲证明某 时代 无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默证之 应用 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所谓“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