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中国知识分子要担当民族复兴的责任-Gelora45.PDF

张文木：中国知识分子要担当民族复兴的责任 ——读司马光《资治通鉴》随想  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2019-04-30 08:53:12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ZhangWenMu/2019_04_30_499785_s.shtml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文木】 我在 2010 年年底出版的《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的自序中，曾说我写前 两卷即上、中两卷是在为中国未来经营和治理世界提前做的 “资治通鉴”准备。这里我想就《资 治通鉴》再多说两句，因为它关乎学风，而学风则关乎国运。 《资治通鉴》出现于北宋（公元960〜1127）不是偶然的。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 “西欧收入在公元 1000 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 1 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 也认为 “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 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同时也处于世界历史政治转换即工 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新起点。司马光（公元 1019〜1086）和他的《资治通鉴》就诞生在这 个世界文明新旧转换，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节点上。 遗憾的是，在这个节点上，代表新文明方向的并不是司马光，而是比他晚出生 128 年的意 大利学者但丁。恩格斯评价说： “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 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 的最初一位诗人。”同是站在历史大转折的节点上，但丁在开辟着世界的未来，司马光则在挽 回已逝的过去。 尽管如此，司马光还是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黑格尔的作用相似， 黑格尔用维护德皇国家体制的保守形式，在形而上学笼罩的欧洲意识形态中，为即将来临的无 产阶级革命时代保存了辩证法的思想火种，它最终催生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他们的学说为 世界文明迎来了社会主义前途。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本意在于 “补天”，但其中那字字 血、声声泪的内容体现出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则挽救了整个中华民族。 司马迁《资治通鉴》手稿（图片来源：网络） 1 国家多崛起于贫寒，衰败于恬嬉。宋朝世风侈靡，国富而兵骄，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还 主要是它那脱离实际的浮华学风。 宋代哲学成就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 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960〜1127）末期周敦颐（1017～1073）及其学生程颢（1032〜 1085）、程颐（1033〜1107）将 “太极”之说推高至普世 “天理”，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 一理。这时的 “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 “普世价值”。这导致宋代政 学两界空论风盛：为事者 “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为政者则 “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 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这使国家许多官员的政治见识多流于 “纸上空 谈耳”。苏辙（1039〜1112）曾向皇帝痛陈：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 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 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 浮游四方，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于今不能一 二也。然其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 这种现实与盛唐时那 “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情势形成鲜明反差，而与目前中国大 学生蜂拥报考国家公务员的情势及其后果却十分相似。 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 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 “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 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