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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执分离和执行员制度研究经济宪法论文 执行难是长期困扰人民法院的一个问题，民事强制执行效果不佳，直接影响着我国司法权威和公信力，对我国未来的法治建设也有着消极影响。面对执行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报告工作时表示，要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为确保实现在两到三年时间内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2016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暨执行案款清理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上，对“什么叫执行难”、“怎样算基本解决”等问题做出了解释，为攻克执行难理清思路和标准。需要认识到，近年来我国为解决法院执行难做出了诸多的努力。在技术上，积极加强法院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法院多种执行查控措施和手段；在制度建设上，探索审执分离体制改革，在多地进行了试点，产生了“绍兴模式”、“长沙模式”、“莆田模式”、“前海模式”等多种弥足珍贵的经验，这些试点模式各有侧重和优点，给未来我国执行权的合理配置改革探出道路；在立法措施上，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执行工作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都积极规范了执行工作，推进了执行难的化解。但是我们需要反思和认识到，执行难是诸多消极的、落后的、不利的因素揉合在一起产生负面反应的“综合症”。执行难的解决，关键在于制度的深化改革和创造性突破。唯有破釜沉舟式的改革勇气与决心，才能将“执行难”真正克服。笔者面对我国执行难的现状，认为技术手段的更新和开发，应当作为执行工作的一项必修课常抓不懈，而克服执行难的关键在于立法措施上对审执分离模式的选择和执行员制度的深化考虑，以及加强立法司法解释对执行工作的支撑。本文就审执分离模式展开讨论研究，希望能给执行难的解决带来启发。 一、审执分离模式的可选路径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可见，审执分离的必要性早已达成共识，但就我国审执分离模式的选择，无论是决策层还是学界，均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彻底外分”，二是“深化内分”，三是“深化内分、适当外分”。“彻底外分”的主要观点认为，应当将整个执行工作从法院分离，交由其他司法或行政部门负责；该观点认为将执行权外分，符合执行权的权利属性，同时也符合法官员额改革的法官精英化。“深化内分”的主要观点则认为，应当将执行权继续留在法院，但是在法院内部深化审执分离，有不同的机构负责审判权和执行权；该观点认为，将执行权留在法院内部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同时实现执行裁判权和执行实施权的平衡和制约，且我国行政权力本身就过于强大和难以制约，执行权留在法院能够更好的避免权力滥用。“深化内分、适当外分”的观点则希望，在深化内分的基础上，合理的将一部分执行工作向法院外分离，交由其他部门负责；这种观点实际是希望，一方面能够最大化的考虑法院司法效率和对行政权力制约，一方面能够通过适当外分实现执行难的破解。以上三种审执分离模式，笔者较为认同“深化内分、适当外分”的观点，同时笔者认为，“深化内分”应当是就执行机构而言的制度建设，“适当外分”重点则应该是对执行员制度的探索和改革。就审执分离工作而言，“深化内分”应该是审执分离的基础模式，而“适当外分”则是审执分离后执行员制度的必然选择。 二、“深化内分”基础模式的选择 国家法律将执行权赋予哪个机关或哪类人员，是由很多方面原因决定的，诸多的因素当中，除对本土社会文化传统、社会现实的利用和考虑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法治制度具备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财富配置最优化等特性，也是我国强制执行制度设计时的重要考量，可以宏观地认为强制执行制度一方面必须符合国家社会的现实，另一方面又必须追求做到高质高效的执行效果。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笔者认为应当将“深化内分”作为我国审执分离的基础模式进行选择。（一）从执行权的权力属性考虑。民事强制执行权是一项具有行政特性的国家权力，该项权力与司法审判权之间存在异质性，这是讨论审执分离问题的理论基础，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宪法和其它法律对民事执行权的属性没有予以规定，对其性质的争论一直存在，对其属于何种国家权力，存在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和折衷说。笔者认为德国学者的司2017#8226;12（中）法权说，最为符合法律理论逻辑和司法工作实际。在德国，随着20世纪70年代《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理论研究的发展，有关执行权性质的争议逐渐消失，司法权学说取得压倒性优势。其司法权说学者认为，强制执行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债权人获得清偿，强制执行程序上的公共利益和不服从的后果，都服务于实现债权人权利，不同于行政行为的为了自己的事物而行为，强制执行中执行机构总是在陌生人的事务中，为了他人的目的作为第三人而行为，且执行程序总是依债权人申请而启动。进而在德国学者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