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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与电影双向互动及启示电影发展论文 ［摘要］诗歌与电影分属不同的艺术门类，有着不同的美学范式和构成要素。但诗歌与电影都是包容性非常强的艺术，一方面，诗歌进入电影，给电影带来了无尽的意蕴生成空间，电影借助诗歌的因素丰富自身;另一方面，电影进入诗歌，也以自身的方式重构了诗歌。诗歌“脱离”纸媒，走进光影的世界，通过影像载体得以重新呈现、阐释，获得了新的诗学生命。本文对诗歌与电影的双向互动做一个大致的观照和描述，以期对相关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诗歌;电影;双向互动;影响 电影发展之初，在我国被称为“影像的戏”，“影戏”传统使人们习惯了从戏剧和小说的角度言说电影，许多小说戏剧作品也常常成为电影改编的资源。事实上，百年影史上每一次思潮涌动，背后都有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影子，以至于在新时期“回到电影本身”的历史语境下，有论者提出要让电影“丢掉戏剧的拐杖”。对社会历史事件的统摄、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和鲜活的形象塑造，使小说戏剧作品的电影改编具有天然的优势。在学界，有关小说与电影、戏剧与电影关系的论述也是屡现书章，各具新意。相对而言，关于诗歌与电影关系的探讨则是比较薄弱的。艺术是相通的，诗歌与电影概莫能外。诗歌与电影的不期而遇，不止是创作关于诗的电影，抑或吟咏出关于电影的诗歌，而是在于二者互相照亮，在艺术精神的双向互动中使更多意味的审美风格与存在方式成为可能。 一、诗歌对电影的影响 (一)诗歌成为电影改编的资源。众所周知，电影改编的主要文学体裁是小说和戏剧，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歌不能成为电影改编的可用资源。纵览国内外电影史，将诗歌搬上银幕的事例屡见不鲜。《荷马史诗》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高昂的英雄主义和各具神韵的人物形象，成为电影改编的热点。在国外，《奥德赛》《特洛伊》《新木马屠城记》等影片，都是以《荷马史诗》为蓝本，力求在银幕上重塑经典。此外，诸如《浮士德》《叶甫盖尼#8226;奥涅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嚎叫》等经典诗歌作品都曾相继在银幕上出现。在我国，汉末乐府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多次被改编成电影与观众见面。从1939年的电影《木兰从军》到迪士尼动画《花木兰》，再到2009年版电影《花木兰》，那个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的形象，无一不是源自那首北魏民歌《木兰辞》。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一个和八个》则是取材于郭小川的同名长诗。这些古今中外经典诗歌进入影像，并被赋予精彩的再创造和新的阐释，从而丰富了电影的宝库。(二)诗歌进入电影，诗歌的创作手法和表意方式被电影所用。诗歌和电影有着不同的美学范式和构成要素，给接受者不同的审美感受。另一方面，电影是包容性非常强的一门艺术，它常常敞开自身，借助诗的创作手法和表意方式，来丰富自身的多向度表达。象征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艺术手法之一，诗人在创作时将抽象思维具体化、形象化，激发人的无限遐思。在电影中不难看到诗歌的象征手法的运用。在我国“十七年电影”中，常出现“雄鸡”“红日”“战旗”“青松”等有着明显象征意味的意象，这些意象往往源于诗歌。电影《黄土地》中腰鼓舞和求雨场面，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又如《红高粱》中遍野的红高粱，则象征着生命的张扬和人物激情迷荡的爱情历程;再如《阿甘正传》中主人公的奔跑等，都是意味深长的象征。象征手法在这些影片中的出现，既能“托义于物”，委婉、含蓄地表达作品的思想感情，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主题，还能够增强作品的表现力。“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歌重在抒情，强调营造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而又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电影常常利用诗歌的这一特点，使之成为凸显自身魅力的有效手段。电影《城南旧事》以李叔同的诗歌《送别》的音调作为主题音乐，恰好烘托了影片“沉沉的相思、淡淡的哀愁”之情调，又有一种空幻的氛围，暗示了影片的主题。电影《林则徐》中林则徐和邓廷桢的江边一别，颇得“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之情致，而在《巴山夜雨》中，航船在三峡之中行驶，目送不断远去的群山，让人顿生“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感。此外，诗歌常常成为一部电影的叙事结构、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的必要因素。比如，在电影《人到中年》中，出现了裴多菲的《我愿是激流》一诗，表达了主人公陆文婷在生命垂危时对青春爱情的回顾，对生活的憧憬和和对生命的留恋。诗人翟永明亲身参加了《二十四城记》的拍摄，也使这部电影留下了深深的诗歌印迹。这部电影中出现了许多诗歌，如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叶芝的《随时间而来的智慧》和《泼了的牛奶》、曹雪芹的《红楼梦#8226;葬花词》、万夏的《本质》等。诗歌在电影中以黑屏字幕重复出现，并以自身形式观照人物命运和叙事进程。电影成功地融合了诗歌，二者相互阐发和照亮，使得一种“陌生化”的叙事效果成为可能。(三)诗化电影的发展。在光与影中呈现诗意。正如路易斯#8226;布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