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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环境罪惩治司法困境及出路司法环境论文 摘要：为遏制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的趋势，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加大了对污染环境罪的惩治力度。司法实践中，惩治污染环境犯罪仍处于立案处罚难、取证难、鉴定难、因果关系认定难等现实困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有案不移，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程序不畅；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的取证工作有其现实困难；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司法鉴定体系尚未建立；污染环境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本身具有特殊性。应当通过完善“两法”衔接机制、提升侦查取证能力、构建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体系以及合理运用因果关系推定方法等措施走出司法困境。 关键词：污染环境罪；司法困境；应对策略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环境保护，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十七大报告首提推动“生态文明”，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绿色发展”，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至今，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无一不围绕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绿色发展进程中，用法律手段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和资源意义十分重大。目前来看，我国污染治理的环境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司法力度不断加强。刑事治理层面，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2013年6月和201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污染环境犯罪实施中的问题先后两次发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2013年解释》和《2016年解释》），明确了污染环境罪定罪量刑的标准，严密了环境刑事治污的法网。《2013年解释》和《2016年解释》实施以来，我国司法机关对污染环境罪的惩治力度不断加大，效果非常明显。但是，由于污染环境行为本身具有因果复杂性、后果出现迟滞性等特征，加之司法工作机制不健全，污染环境罪惩治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何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机制，走出污染环境罪惩治的司法困境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历年来我国惩治污染环境犯罪取得的成绩 自1997年刑法第388条规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以来，我国对污染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已有20年的历程。基于立法，司法机关对污染环境犯罪的惩治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7年10月至2011年5月。1997年刑法典颁布实施前，我国刑法没有将污染环境行为犯罪化，当时治理污染的手段主要是行政执法。1997年刑法第338条将污染环境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设置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开启了运用刑事手段治理污染的先河。1997年至2011年，刑事司法启动了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制裁，但数量不多，环境刑事司法的保护效能并未得到应有的发挥。根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公布的数字，1997年刑法典颁布以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每年针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生效刑事判决是个位数[1]。2002年至2011年，我国审结的环境刑事案件总数为81435件，其中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案件仅为109件[2]。第二阶段为2011年至今。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定罪标准。2011年5月对污染环境罪进行惩罚以来，环保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环境污染犯罪的数量急剧增长。尤其是《2013年解释》将“严重污染环境”的标准明确以后，惩治环境污染犯罪的效果更为明显。据统计，《2013年解释》“出台以来不到半年的时间，环保部门就向公安机关移送了近300起涉嫌污染环境犯罪案件，数量超过之前5年的总和。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247起此类案件，移送检察机关起诉145起，达到历史新高。”[3]2013年，各级环保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706件，数量超过以往10年的总和[4]，2014年地方各级环保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污染环境犯罪案件2180件，超过2013年的3倍。[5]2015年是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的第一年，污染环境犯罪的数量更是急剧上升。截至2015年11月底，环保部门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共1478件①，仅广东一个省环保机关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就达到312宗，较2014年同比增长26.8%[6]。2015年，公安机关开展“清水蓝天”专项行动，共破获各类污染环境犯罪案件603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万余人，分别比2014年增长16%和42%。②2016年，环保机关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1963件，较上年上升16%。③审判层面，污染环境类犯罪审判的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2012年至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环境刑事案件42127件，其中污染环境案件达1124件。[7]2015年,全国各级法院一审判决的污染环境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