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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食品犯罪之观察宪法改革研究论文 一、风险社会背景下的转基因食品 随着一系列的结构性变革的逐步完成，社会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进而发展到风险社会。文明在发展，但与此相伴的是众多威胁人类生存基础的，却又无法及时预知与控制，甚至无法感受到的风险，如大规模的土地遭受重金属毒害，食品含有种类繁多的添加剂，转基因食品的大规模推广等。人们逐渐开始感受到生存受到了威胁，即原本可以具体描述的威胁现象，在历经不断传述、诠释、演绎、理解等心理认知性的循环建构程序后，有时候最终亦会演变成一种抽象的，或者诉诸直觉的安全感受[1]。转基因食品素有争议，在这些争议背后，反映了民众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忧虑与不信任，面对飞速发展的基因科技，人们显得无所适从。转基因食品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但其对食品自然状态作了本质的改变，可能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虽然针对特定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害尚缺乏科学证据，但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仍采取多种预防性措施，依据在于具有相当科学可信度的研究报告或实验数据所带来的合理怀疑。（一）风险社会背景下刑法的定位。1986年，德国学者贝克发表《风险社会———通往另一种现代之路》一文，指出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事件之后，高度先进的工业社会因科学技术的发达导致生产力激增，但也带来了潜在未知危险的可能性，增加了公众的不安全感，如何确保安全从而也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风险社会”一词亦由此而来。贝克所言的风险，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危险或灾难，而是一种危险或灾难的可能性，风险社会的核心并不存在于当下，而在于将来。在现代社会，风险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几乎会影响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及所有成员。相较于过去对不平等及贫困的恐惧，当今社会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不确定性的愈发明显以及社会结构制度的日趋复杂，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民众越来越怀疑专家预测风险的能力，导致民众的不安全感日渐增加[2]。在当代社会从规训社会逐渐转变为风险社会的过程中，大量新兴的社会问题也同时出现，面对这些现代社会中产生的新问题，在社会其他控制与规制力量式微的情况下，要保证社会的安全，法律势必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如何运用最严厉的刑法手段来缓解社会的不安，成为刑法的最新议题。在现代社会，危险是处处存在的，只要有危险存在，就有危险实现的可能性。为了寻求社会的保障，如果能够尽早抑止危险，对于市民安全的保护效果就会更好，因而产生了处罚早期化现象。同时，为了抑止危险的发生，则要充分发挥刑法的一般预防机能，即保证刑法处罚的严厉性。再者，因为危险遍布社会各个领域，每个领域基本都需要刑法的介入，这就造成了刑法的扩张性适用。因此，“早期化”“严厉性”“扩张性”是各国在风险社会中，刑法立法所体现出来的特征[3]。相应地，法益理论亦发生了重大变动。首先，传统刑法以法益发生侵害的侵害犯或结果犯为原则，而以未遂犯、危险犯或预备犯的处罚为例外，但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对于法益保护早期化的立法频频出现，尤其是抽象危险犯大量适用，如我国《刑法》中增设了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宣扬恐怖主义罪等。其次，与传统刑法注重个人法益保护的立场不同，为了应付层出不穷的大众风险，风险刑法越来越倾向于普遍法益保护。刑法法益的保护对象，不再仅是自由、名誉、健康等个人古典利益，具有现代性、复杂性的社会普遍利益，其重要性甚至远超过个人法益，这样的情况在环境刑法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空气污染防治法”“噪音管制法”等环境方面的有关规定中，开宗明义地表示“维护国民健康、生活环境，以提高生活品质”为立规意旨，均体现了对普遍性法益的保护。可见，作为一种规制手段，现代刑法以对抗风险为己任，其保护之触角日益由法益侵害阶段前移至危险形成阶段。与此同时，在立法决策上，它也越来越受政治与政策因素的影响，决策者偏好于创设新罪名所带来的政治上的象征性后果，以给人问题已被认真对待且业已经适当处理的印象[4]65。（二）基因改造食品所引起的忧虑。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生物科技兴起，世界各国莫不竞相投入生物科技产品的研发，并广泛的运用于医学、制药、农业、能源等领域。作为生物科技最典型代表的基因工程技术发展尤为迅猛，许多基因改造产品已被成功开发并普遍应用在农业生产方面，例如采用基因技术用以提升农畜产品品质与产量，合成疫苗及作物的病虫害控制等，使得农业产量不但较以往有所提升且更加稳定，也因此让基因改造技术受到了相当多农业生产者的欢迎。不过，基因改造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仍存在激烈的争论，主要在于仍无法去除转基因食品可能对人体或环境有害的疑虑[5]。虽然很多国家针对转基因食品建立了审慎的风险评估及相应的保护或预防措施，但转基因食品的“反自然性”决定了上述手段无法完全排除其对环境及人体可能造成的危害。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担忧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