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辩律师执业权利研究宪法监督论文.docVIP

刑辩律师执业权利研究宪法监督论文 2016年底，一起22年前发生，以“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引爆舆论的“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经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再审宣判聂树斌无罪而尘埃落定。该案2007年11月提出再审申请后，7年时间在省高级法院这个层面“纹丝不动”，期间伴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辩护代理制度的重大修改，仍然不能撬动事态的根本性扭转。这活生生的例子昭示着刑事诉讼中律师执业权利充分发挥还有很大的障碍，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仍然任重道远。 一、当前刑辩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的“老三难”个别解决，但又出现了新变化。“老三难”问题由来已久，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以后就凸显出来，一直持续至今。自2016年1月以来，随着检察机关电子卷宗系统上线，律师电子阅卷功能的推出，阅卷难已经得到了解决。但2015年9月以来，随着律师知情权的确立，律师“知情难”的新问题又不断凸显出来，逐渐取代“阅卷难”成了“老三难”的新内容。1．会见难。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为履行辩护职能，需要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对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意义深远。但由于侦辩双方角色的天然对立，“会见难”至今仍是困扰刑辩律师的老大难问题。尽管2012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会见制度做了跨越式的修改，明确律师凭“三证”即可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但实际执行情况并不理想。（1）首次会见还需要办案单位签章。两高三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七条规定看守所不得变相要求辩护律师提交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文件、材料，不得以未收到办案机关通知为由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据律师反映，一些看守所限定律师在首次会见前必须经办案单位签章，否则不予安排会见，而在另外一些地区则无此要求。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辩护律师告知义务与会见权利并没有先后次序，这种人为设置的会见障碍，影响了会见效率，侵犯了律师执业权利。（2）特殊案件不断转换羁押场所不告知律师。有些特殊案件由于案情需要，办案部门会不断变换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场所，没有告知辩护律师，致使会见不成功，甚至以此为由，故意规避律师会见，此种情形既涉及律师的会见权，又涉及律师的知情权。（3）硬件建设不足，专门的律师会见场所设施不能满足需要。一些看守所律师会见室设置不足，甚至1-2间，满足不了律师会见需要，只能等待排队；一些检察机关，没有专门的律师接待场所设施，设置的律师接待室名存实亡，对保障律师执业权利重视不够。2．知情难。律师知情权是2015年9月15日两高三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6条确定的律师执业权利，规定了办案机关的告知义务，办案机关应当及时告知辩护律师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及主要事实，采取强制措施情况等。办案机关作出重大程序性决定的，应当依法及时告知辩护律师。走访中，律师普遍对办案机关不履行程序告知义务颇有微词，称为了查询一个案件在多部门之间往返奔波并不少见，造成困扰较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公检法部门变通受案规定，对刑事案件实行制度性的案前审查，导致进入下一个诉讼环节的案件不能如期在办案系统反映，甚至长期搁置案件，致使律师查找不到案件所在，影响了辩护权的行使。3．调查取证难。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主要表现为申请司法机关调取证据和经许可同意自行调取证据两种情形。实际上律师很少使用调查取证权，据笔者所接触的律师反映基本都不行使调查取证权，认为风险太大，尤其是对言词证据，都如畏蛇蝎，唯恐避之而不及。（二）采纳意见难、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侵权救济难的“新三难”不断涌现。1．采纳意见难。刑事诉讼法和两高三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21条规定司法办案机关作出重大决定前，比如侦结、逮捕、复核死刑前，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办案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要求当面反映意见或者提交证据材料的，办案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并制作笔录附卷。虽然依据从上述规定，辩护律师意见可以在形式上被办案机关接收，但实践中很多检察人员主观意愿不强，并未实质上接受，加上没有有效地审查、答复程序，现有的听取律师意见制度有点自说自话，只是宣示性地提出律师有表达意见的权利，未能发挥应有的辩护功能。2017#8226;12（中）2．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有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但是这项权利在实际运行中并不理想，据统计本区域内2015年以来律师提出的变更强制措施申请共12起，实际变更3起。部分案件没有按照规定期限答复，对于不同意变更申请的，没有说明不同意的理由。3．侵权救济难。两高三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建立健全了侵害律师执业权利救济追责机制，确立了投诉机制。调研发现这些制度虽然也有部分内容在公检法运行，但不是系统的律师执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