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诸子“辞”“理”之辩的理论范畴与文学实践.pdfVIP

OF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 文 史 哲 JOURNAL 2013年第3期(总第336期) No．3。2013(SerialNo．336) 先秦两汉诸子“辞’’“理’’之辩的理论范畴与文学实践 孙少华 摘要：先秦两汉诸子文学，有“尚辞”、“明理”之辩，二者是先秦两汉诸子基本的文学批评理论范畴， 也是中国古代文学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辞”、“理”与后世的“辞采”、“内容”并不完全一一对应；二者成 为品评文学的基本标准，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辞”、“理”在文学作品中的不同比重，造成了文学作品 的不同风格与文学特征。从文学实践价值来看，早期儒家、道家提倡“以理为尚”，反对“繁辞富说”。战国 末年，游士兴起，骋辞之辩，使诸子多“辞胜于理”之文。荀子、屈原之赋，“辞”、“理”兼重而“辞”胜于“理”。 宋玉、景差等人骋辞使气，首开“尚辞”之风。入汉以后，赋家承宋、景余绪，枚乘、司马相如等人大开“尚辞” 一路；陆贾、贾谊、刘向等人，则开“适辨一理”一途。扬雄始“尚辞”，终“明理”，拈出“事辞相称”的概念，为 东汉赋家指明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方向。桓谭、班固、张衡等人，即承扬雄晚年“事辞相称”思想而来。 关键词：诸子文学；尚辞；明理；理不胜辞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辞”、“理”是一对非常重要的文学命题，二者对中国学术与文学的影响，是 深远而持久的。一般说来，先秦两汉时期的“辞”、“理”，大致与后世文学命题中的“词采”(或“文辞”) 与“内容”形成对应关系，或者笼统地概括为“形式”与“内容”。先秦以降，“辞”、“理”的文学理论范畴 皆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但“理”的变化要比“辞”复杂与深刻得多。就“理”而言，较其范畴为小的文学 命题，会不断被灌注其中；较其范畴为大者，则又不断在“理”的基础上得以衍生与拓展。 先秦诸子文学，往往比较关注著书立说时的“辞”、“理”问题。儒家最爱将“理”与“情”、“礼”联系 起来，对“辞”、“理”问题进行不同角度的阐释。时至战国，诸子对辞、理的论说渐趋深刻；与时事变幻 及游说之风相联系，多将二者与“辩”这一概念联系起来。秦汉之际，诸子对辞、理进行了辩证总结。 辞、理之辩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文学理论价值。 一、诸子对“辞’’“理的阐释及其文学规定性 先秦诸子的辞、理之辩，有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辞、理的内在关系而言，从行人辞令 的“辞尚体要”，到诸子之士游说诸侯的繁辞富说、踵事增华、辩而不“理”，再到后世文学的“辞理俱 爽”，体现了辞、理之辩的内在逻辑发展与实践过程。 何为“辞”?《说文解字》：“辞，说也。”或作“讼也”①。先秦时期的“辞”，可以指人们言谈之“说 辞”，也可以指以文字形式体现出来的文学作品中的“言辞”、“辞说”、“言语”及其后来形成的“辞采”， 等等，刘勰《文心雕龙》有时候还以“辞”来代指文章。可见，仅仅用后世文学中的“辞采”一语，尚不足 以完全涵盖先秦“辞”的全部内涵。如果按照《墨子·非命中》“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的说 作者简介：孙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73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孔丛子》的文献价值与秦汉子书的学术传统研究”(10CZW021)的阶段性成果。 ①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42页。 万方数据 先秦两汉诸子“辞”“理”之辩的理论范畴与文学实践 137 法，先秦对“文学”的理解是非常广泛的。本文所谈“辞”，无论它们的实际含义如何，皆以广义的“文 学”涵盖之。 先秦诸子对“辞”的文学要求，各有不同。但“辞寡”的观念，产生较早。《尚书·毕命》称：“政贵 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①《毕命》成书时间或有争议，但这里提出的“辞尚体要”观念，则属于先 秦。这种“体要”，当然有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