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与路径探析.docVIP

PAGE PAGE 1 新时期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与路径探析 　　【摘要】本文通过对武汉市农民工人口集中的江岸区的实地调查，　对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经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制约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最后探讨了加快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的路径：制度、农民工本身及社会支持。 　　【关键词】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调查；路径 　　一、引言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的返乡、消隐，以及大量年轻农村青年的进城，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趋势正逐渐加快，并表现出一些新的结构特点与行为方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调查数据，目前，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满16周岁以上的第二代农民工已经超过了1亿人，成为农民工队伍的主体力量。如此庞大的群体的市民化状况势必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进步。基于此，调研组针对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对武汉市农民工人口集中的武汉市江岸区进行实地调查。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一共发放了300份调查问卷，共回收了281分，走访了当地社会、劳动保障等相关政府部门，通过对比得出的真实数据，对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及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找到正确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 　　二、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内涵 　　本文中“第二代农民工”是指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到30岁之间），在城市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村户籍人口，既包括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青年劳动力，又包含老一代农民工夫妇在城市生育达到就业年龄的青年劳动人口。 　　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本文的核心概念，它是指第二代农民工从事非农产业，其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方式、行为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和社会过程。具体来看，农民工市民化，应该包括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以及意识行为四个层面的涵义，即农民工职业由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转变成正规就业的非农产业工人，社会身份由农民转变成市民，农民工自身素质提高，其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这四个层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前两个层面取决于国家体制改革与有关制度的创新，后两个层面则主要取决于农民工自身的个体因素。因此，市民化是一个以人为核心的，多层次、多因素、多变量的综合概念，它不仅是一个实现城市文明的结果，而且是一个涉及制度变革、城市适应和社会权益重新分配的渐次演变过程。 　　三、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 　　（一）第二代农民工的工作期望更高 　　与第一代农民工的“被动型”外出务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属于一种“主动型”外出。调查中，有86.5%的人外出是为家庭经济改善和为自己创业作准备，只有13.5%的人外出务工是迫于生计问题。在就业渠道上，老一代农民工依靠的是“人际链条”，靠亲戚朋友介绍工作；而第二代农民工靠的是国家扶持就业、企业创造就业及个人自主创业。且与第一代农民工主要分布在工地等“劳力型”领域的情况相比，第二代农民工主要分布在一些拥有技术或者工作环境较好的领域。此外，由于职业期望值过高，第二代农民工在工作的稳定性上明显不比上一代，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有频繁跳槽现象。 　　（二）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上更加倾向于市民 　　老一代农民工对乡村和土地的情怀浓厚，对农村的认同感很强，返回农村是他们终极生活目标。而据调查，27.9%的第二代农民工“只在特殊情况下联系或一般不联系亲友”，这表明他们的乡土意识逐步减弱，与农村的联系日趋减少。他们的生活目标不再是农村，而是城市（现在打工的城市），正所谓“落地生根”，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叶落归根”形成强烈的对比。 　　（三）第二代农民工开始重视个人素质提高和职业发展 　　第二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明显要高于第一代，初中以上（包括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占受调查人群的90.6%，同时，他们开始注重个人技能的提高。在调查中，共有35.3%的人接受过技能培训。尽管第二代农民工的各类素质较之前代有一定的提高，但仍未完全达到市场竞争与城市生活的要求。 　　（四）第二代农民工有更强的维权和自我保护意识 　　农民工很容易受到“同工不同酬”、机会不均等、权利不平等问题的困扰。调查显示，47%的人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损时选择找政府部门解决，22.7%的人会选择找工会解决，忍气吞声的占受调查人群的30.3%，在进入企业时，也有更多的人要求签订劳务合同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五）第二代农民工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存在矛盾 　　由于第二代农民工有着更多的期望，更多的人因为期望没有实现而对现状的满意程度没有第一代农民工高。尽管这样，他们中却有更多的人希望继续留在城市，甚至在城市安家落户。 　　四、制约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 　　（一）制度化因素 　　1、二元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将人们划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并赋予其不同的权利。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迁移定居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区域就业政策和教育制度等制度都对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