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研究理论和前沿问题.pptVIP

所谓范式（paradigm，又译规范），从托马斯库恩所论中可以界定为：某一（某些）学科领域中学者们所遵循的共识性的研究基础与准则，包括概念、理论与方法，也包括评价标准与价值取向，操作规程与解决问题的路径，我们可以称之为指导研究活动和科学探索的学术平台。范式具有认识的定向作用，会形成思维定式。不同范式之下，同样的东西，有不同的结果。正如黄宗智（1992）所论，“规范认识”（ 范式）具有潜移默化的广泛影响力，不仅引导人们去想什么，更重要的是引导人们不去想什么，并且往往构成人们论战的共同前提和基本出发点。 “没有发展的增长” 黄宗智认为：明清的历史经验证明，商品经济不一定由资本主义式的谋利生产单位推动，它也可能由谋生存的小农家庭生产单位推动。它不一定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可能促使小农经济进一步过密化。他把这种伴随人口压力而来的过密型商品化，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 但实证研究证明，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着商品化和经济不发展这一对悖论现象。这种悖论现象使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规范信念产生了危机。在黄宗智看来，这种认识危机源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理论模式都不适用于中国的历史实际。工农业连同发展、城乡一起近代化是英国的经验。中国19世纪后期以来城市工业虽有所发展，但农村经济始终停留在过密化而没有发展的增长。过密型商品化可能通过充分地利用家庭劳动力而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作日生产率和收益的发展，因而农民的糊口经济也不可能向近代经济转型。 黄氏最后总结了自己的观点：18世纪的英格兰和江南长江三角洲，分别典型地代表了欧洲的发展模式与中国的内涵化模式。英国农业较之于长江三角洲农业，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投入要低得多，平均农场规模是江南的100倍，平均农业用地是45倍，单位劳动时间的生产率要高得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动了以城镇为基础的手工业的发展。1800年的英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具现代农业和工业发展的条件。江南则迥异，单位土地上的劳动密集化和内涵化臻于极致。所谓内涵式增长，就是以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所实现的绝对产出量的增加，体现在单位面积的高产出及其所支持的城市网络的能力。  西嵨定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 日本学者西嵨定生通过自己的研究早已指出，明清时期的棉纺织业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民间仍是男耕女织传统经济的延续；产品虽然转化成为商品，却维持和巩固了封建生产方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色的封建国家来说，广大农民赖以为生的棉纺织业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其意义显然要比丝织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重要得多。 “加州学派” 的影响： “加州学派”是近年来在美国中国学界崛起的一个学派，因其核心人物都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而得名，有彭慕兰、王国斌、李中清、杰克·戈德斯通、贡德·弗兰克等人，他们之间虽也有争论，但都同意18世纪前后的中国比以前人们认为的更繁荣。中国学者李伯重因为在加州访学和讲学时间较长，学术理念不谋而合，也被一些人视为加州学派人物。 他们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世史研究，又都专攻过欧洲史，因而具备比较研究的学养；他们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又都精通经济学，故能取二者之长而融会贯通；他们主张从全球经济的相互联系来考察现代世界经济的起源，又不忽视世界不同区域的差异性；他们擅长理论思辨，又重视微观的实证研究。 大致简单说来，加州学派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从研究范式的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义下的学术理论与方法。第二，世界经济体系与全球化不是欧洲最初建立和推动的。第三，注重中国研究，并将中国置入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探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突显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进而由此检验基于西方历史的观点与理论。第四，注重比较研究，比较视野从以往的文化差异角度转向中西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并检讨传统学术。本文结合加州学派及相关学者的成果，评述其主要观点与创新，并探讨研究范式方面的突破。 王国斌 王国斌，美籍华裔，尔湾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本科毕业于密歇根大学经济学系，进入哈佛大学后，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学派”费正清先生和孔飞力先生，在欧洲史和中国史的研究领域都颇有建树。他辗转于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间，用历史学解读经济学，用欧洲史解读中国史，是崛起的“加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王国斌的研究 华裔美国学者王国斌出版了《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1997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美国学者柯文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的理论,这无疑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直接反动,但这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思维方式容易陷入“中国中心论”。 王国斌提出,在进行中西比较时,在用欧洲经验来评估中国历史的同时还要用中国经验来衡量欧洲历史,通过互为主体来得出多元化的新结论。这种方法似乎是二元的调和，但与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