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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举制及中国考试制度讨论 刘海峰，生于1959年，现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教育咨 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委员暨教育博士分委员会召集人、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设置 评议委员会专家。已出版《科举学导论》、《高等教育历史与 理论研究》、《高考改革的理论思考》、《刘海峰演讲录》等著 作21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教育研究》 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 记者（以下简称记）：刘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 我们的采访。我们拜读过您关于科举学研究的大作，对您的 研究出发点是非常赞同的，认为应该客观地、科学地评价科 举制度的优劣、得失，但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困惑， 想就一些具体问题向您请教。比如，科举制度到底是一个教 育制度呢，还是一个选官的考试制度，再本质一点说，就是 一个利益分配的制度？科举制标榜的口号是选拔人才，通过 考试来选拔官员，它把官员当作人才。我们姑且认为它有这 么一个功能，那么它到底是作为选择人才的功能大呢？还是 作为分配利益的功能大呢？您对于这两者的比例关系有一 个怎么样的判断？我在看资料的过程中，直观的感受就是在 王朝初期选拔人才的功能大一些，王朝的中后期基本上就只 是利益分配制度了，已经不具有人才选拔的功能了。我注意 到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科举考试的题目随着时间的发展越 来越偏，考题越出越偏是为了防止猜题作弊，这样更公正一 些，这就涉及到公正问题，但是，选拔人才本身就不能说是 一个公正的事，因为人的才能天然地存在差别，选拔人才的 过程本质就是确认这个差别、即确认不公正的一个过程，区 分谁聪明、谁不聪明，这才是选拔人才的目的。而公正这是 利益分配过程中产生的原则，在利益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 平等是公正的前提。这个问题也是人们现在关心的问题，现 在一谈教育改革首先就要谈到教育公平，包括区域公平等 等，但我觉得，当公众对教育的主要诉求是公平时，那么教 育已经不是教育了，教育本身是不是已经被当成是一个利益 分配的手段了呢？这种教育岂不是已经完全回到了过去？ 因为中国古代没有什么教育，说到底只是一个利益分配。科 举制度发展到后来，那些命题内容越来越跟实际能力包括政 治才干脱离了，那么，它是无意中走到这一步的，还是有意 走到这一步的呢？我现在猜测是有意的。在中国古代社会 里，不需要官员有才干，有才干反而会生事，那时没有一个 发展论的观点，不需要去搞高科技和发展GDP,所以官员不 生事反而好，是不是在制度的设计上就是这样考虑的？那时 的统治者自觉地认识到科举制度仅仅就是一个利益分配的 手段，把大家关注的利益分配好就行，把那些脑袋比较聪明、 爱闹事的人，都弄到这里来让你有高官厚禄，你就听话了、 不闹事了，那么，国家就比较平稳了，这是中国传统的治国 哲学，没有技术进步的压力，社会越停滞、越平稳越好，政 治的目标首先是平衡。我说这些，核心问题就是科举制度的 功能到底是什么？这种功能对我们现在的教育有什么样的 影响？想请您深入谈一谈。 刘海峰（以下简称刘）：您的话让我陷入了思考。研究 科举应该是从多角度进行的，您谈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科举到 底是一种教育的制度，还是一个考试制度或利益分配制度？ 必须承认的是，它不完全是一种教育制度。实际上，科举是 一种非常复杂的考试制度，从功能来讲也是多方面的。首先, 它是文官考试，我们通常讲文科举，不讲武举，武举相对是 比较次要的，主要还是选拔文官的一个考试，有点像我们现 在的公务员考试、西方的文官考试，它选拔的主要是从政的 官员。但是它在1300年间考的时间很长，而且内容很丰富, 加上它里面的变化很大，影响也很深远广泛，所以它的性质 不局限在文官考试这方面，它同时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文学 考试性质，还有我们现在讲的儒学考试性质，或者哲学性质, 至少是有这几种的，所以，它也是教育考试制度，因为当时 科举制度支配下的学校教育功能基本上是“储才以应科 目”，培养的人才通过科举才能找到出路，才能进到政府, 才能进入官员的队伍；同时考的内容是“以考促学”，通过 考试来促进自学，促进民间和官方的办学，有点像我们现在 的髙考对中小学的‘指挥棒”的作用，它对学校教育有非常 强大的指挥功能和促进作用。 我在《科举学导论》这本书，还有其它几本的科举研究 著作里面都提到科举考试有教育考试性质，具体分成几个方 面：第一，它是高等教育考试性质，不论是一般基础教育、 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科举考试的内容是比较高深的，都是 青年人和成年人的高等教育考试；第二，它有自学考试性质, 因为它主要是靠政府办考，民间办学，这个“以考促学”的 方式；第三，它有终身考试性质，没有年龄限制，除了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