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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同志学术成果回顾 樊纲于1978年初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77界)；大学毕业后，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研究生， 1985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后，又继续考取博士研究生，6年间从师朱绍文教授，学习西方经济学专业，1988年毕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于1985-1987年期间赴美国哈佛大学及国民经济研究局学习研究，系统地学习了哈佛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的专业课程。1988年樊纲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90年任副研究员，1991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历任经济思想史研究室副主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副所长。1996年调到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并继续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年，樊纲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这些年来，樊纲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基础理论的研究 1990年，樊纲的两部主要著作同时出版，一本是与张曙光等人合作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另一本就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现代经济学三大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以下简称《比较与综合》)。前一部《大纲》是中国经济学者在新时期第一部较为娴熟地利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经济的特殊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实证分析的著作，而《比较与综合》是中国学者第一部对“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对历史上的一些争论进行系统清理的专著。它试图阐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它也象历史上的其他一些理论一样，是人类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或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把它教条化，把它视为唯一的、已经发展到“顶峰”的理论，而排斥人类其他学者的贡献，特别是否定马克思之后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排斥现代经济学理论，我们就会脱离人类思想发展和经济学发展的轨道，我们的研究就会陷入绝境。 同一时期，樊纲还写成了《苏联范式批判》一文(此文在1989年写成，作为于光远主编的《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章，于1992年出版，1993年作为一篇独立的文章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此文指出中国经济学研究过去承袭的其实是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的所谓“苏联范式”，而这一理论体系其实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僵死的、封闭的、排斥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成果的”，因此是反科学的；这种理论把苏联经济带入了死胡同，我们要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必须抛弃原来使用的理论范式，解放思想，学习和利用人类一切理论与思想发展的成果，利用现代经济学的原理，实现发展中国经济的目的。 这些关于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的分析，在中国经济学界产生的很大的影响。除此之外，在这些年中他还经常就经济学的抽象方法问题、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与价值判断的关系、经济学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等撰写论文。 运用现代经济的理论方法对中国特殊问题的理论实证分析 1988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樊纲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后来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的《灰市场理论》，马上在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这篇论文娴熟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走后门”这一人们已经谈论很多的日常现象，分析出了一些仅靠直觉无法认识到的道理，而且使许多人看到了经济学实证分析的魅力，认识到原来经济学的理论其实就是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抽象、“提炼”出来的。 1990年出版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是当代中国学者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分析以中国经济为“案例”的公有制经济体制的运行规律、内存矛盾、变化趋势的一部专著。《大纲》从公有制这个基本经济关系入手，通过严密的逻辑分析，论证了产权制度与经济运行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指出，传统体制下短缺与通货膨胀等经济现象不断重复发生，不是一个认识问题、管理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最终根源于所有制关系本身，从而使人们对传统经济模式下的一系列经济现象有了一个系统的理解，使人们认识到所有制关系改革的重要性。《大纲》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的反响，并被国内许多大学和日本、香港、台湾等地的大学列为研究生教学的参考书目。 在这以后，樊纲一直坚持首先对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的研究，充分论证经济问题发生的原因，由此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一味地讨论“应该如何”。例如，他指出，“政企不分”问题的本质是“国－资不分”，不解决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政企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关于股份制的几个理论问题》，1991）。又如，他指出，现行体制下腐败问题日益普遍，重要的经济原因是“公权”太多，法难责众，不减少“公权”，再宠大的监督体系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一体系所导致的沉重的监督成本也是社会所无法承受的（《腐败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