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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利太太的妖怪 1978年12月12日 《巴尔的摩太阳晚报》记者乔恩·富兰克林 (一)上集 妖怪的出现  冬天，一个寒冷的早晨，大学附属医院高级脑外科专家托马斯·巴比·达克尔医生天没亮就起床了。妻子只给他端上华夫饼干，没有咖啡。咖啡会使他手发抖。 市里。附属医院第12层楼上，埃德娜·凯利的丈夫在和她告别。 57年来，妖怪一直躲藏在凯利夫人头颅里。这种情形决不能继续下去了。今天她胆战心惊，却横下一条心。 时针指向上午6时50分。 随着手术日期一天天临近，她说“死，我倒是不怕。我的视力已受到影响，发生过多次脑溢血。早在几年前我就丧失嗅觉和味觉。并且频繁发病。每次发病时，我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然后就喘不过气来。病已影响到腿，我已半身不遂。” “3年前，大夫对我说，等在我面前的是失明，偏瘫，最终是死。我患有动脉瘤，是妖怪引起的。我吓得要死……没有一天不是在疼痛中度过，我精疲力竭。我实在疼得受不了，我再也不愿这样活下去了。” 达克尔教授临上班时，夫人递给他一个纸袋，里面装有一块夹有花生酱的三明治，一只香蕉和两块甜饼。 市里。麻醉剂对凯利夫人的头起了作用。凯利夫人后脑先天长有畸形血管缠结。开始并不大，由于逐渐发展，在头颅内压迫健康脑组织。 终于在1942年出现症状。一根畸形动脉因承受不了压力而破裂，凯利夫人抱头猝然倒下。 从此，巨痛无时不刻都在折磨着她。 第一次脑溢血时，凯利夫人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她忍着痛苦，抚育孩子，照料丈夫。畸形在继续恶化。 她开始把畸形叫做“妖怪”。 上午7时15分。11号手术室。技师在检查脑外科手术显微镜，护士摆好绷带和手术器械。凯利夫人静静地躺在不锈钢手术台上。 一枚小传感器穿过静脉放进凯利大人心前室。麻醉师简·马贾斯科博士将传感器与7英尺高的电子仪器联结起来。波形开始有节奏地在示波器上闪过。 随着每次心跳，扬声器传出怦怦的声音。稳定的怦怦声虽不大，却充满整个手术室。 达克尔医生走进手术室，在夹着X光片的读片器前停住脚。他曾带着这些X光片去过欧洲、加拿大和佛罗里达听取意见，他早已把它们印在脑海里。虽然如此，他现在仍然又把它们审视一番。目光长时间地停留在主动脉上两个脆弱的瘤上。它们可能一碰就破。 位于凯利夫人眼球正后方的那个瘤最危险，可也容易摘除。那是第一个瘤。 达克尔医生的助手，一个实习医生把凯利夫人的头固定好，剃去她的头发。达克尔医生在一旁注视着。“我们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他说。又看看夹钳的三个夹脚是否将头颅确实固定住。 凯利夫人身上蒙着绿色手术单，只露出一块6英寸大小的月牙型头部。一只戴有橡皮手套的手刚伸出，手术助理护士多丽丝·施瓦布兰德立即送上器械。止血钳迅速夹住动脉。鲜血溅到达克尔医生的手术衣上。 心脏“怦，怦，怦”跳着，每分钟70次，很稳定。 现在时间是上午8时20分。 今天达克尔医生预备切除那两个对凯利夫人生命构成直接威胁的动脉瘤。以后，他将再直接对付妖怪。 这是个极担风险的手术，注定要把达克尔医生推向神经外科的是非之地。好几个专家说他根本不该做这个手术，说只有让凯利夫人死亡。不过，一般认为他无权选择。选择权在凯利夫人那里。 达克尔医生说：“手术一塌糊涂，也就是说病人手术中死亡的可能性占三分之一。” “我曾在心里反复考虑，并和其他专家斟酌商量。我也替病人想过。在手术会怎么样和不手术会怎么样之间权衡利弊，我相信应当做这个手术。” 凯利夫人的意见是：做。 现在，已做出决定。达克尔医生切开凯利夫人头皮，露出肉白色的骨头。 半英寸长的钻头震颤声在手术空里嗡嗡作响，淹没了有节奏的心肌监测器的怦怦声。当达克尔医生将2x4英寸见方的三角颅骨递给手术助理护士时，已是上午9时。 如同橡胶似的软而坚韧的脑膜切开后，露出灰色软耷耷的前脑回。 “在那儿！”一名护士嘘地一声。“忙了半天就是为了找它。” 时针指向9时20分。 这时，达克尔医生往后稍稍让了让。将戴橡皮手套的手高高举起，避免污染。趁其他人把显微镜推向熠熠闪动的大脑上方时，这位神经外科专家再次面对x光片沉思默想。 心脏跳动有力。1分钟70次，1分钟70次，1分钟70次。 他冲着x光片说了一句：“今天够我们瞧的了。” 达克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