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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制度变迁和广东经济发展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说 是一部制度变迁的历史，经过多年的发展，广东经济实现了 飞跃式的发展。之前的制度变迁方式给广东带来了经济极速 发展，但是同时也留下了不少历史问题，现已制约着广东经 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广东经济已经进入了转轨期。本文通过 分析广东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及其留下的历史问题，进 一步提出了解决现阶段跳出转轨期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广东经济制度变迁转轨经济 广东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骄人成就。1978-2011年，广东经济保持着全 国31个省（区、市）中平均最高的发展速度，多项经济指 标雄居全国各省首位，对全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作出了重要 贡献。经过10年的经济迅猛发展，从1989年广东GDP以 1381. 39亿元超过江苏的1321.85亿元后，到2011年已连续 23年稳居全国第一。2011年广东GDP达到53210. 28亿元， 江苏、山东以49110. 27亿元和45361. 85亿元分别居第二和 第三。 广东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一部制度变迁的历史。 对于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诺斯认为，创新、教育、 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制度才是决定长期经济 绩效的基本因素。与诺斯不同，格雷夫等人通过马格里布商 人和热那亚商人的例子分析认为非正式制度对经济绩效的 影响也是巨大的。制度变迁的方式，具体而言有诱致性制度 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林毅夫指出，诱致性制度变迁为现 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说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 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 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 到的获利机会引起。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纯粹因在不同选民 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强制性制度变迁的 主体是国家，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 权以换取税收。 广东的制度变迁与全国制度变迁一样，主要是分为三个 方面。 在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问题上，黄少安通过比较改革开 放前后农村土地制度的不同，认为不同阶段实行的土地产权 制度不同，所带来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总产出存在较 大差异，要素的利用率不同。在分税制改革的问题上，钱颖 一等人进行了深入研究后，认为分税制的制度变迁形成了地 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内在动力，为90年代后期的经济快速发 展作出了贡献。在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问题上，殷德生基于 制度变迁理论，对南街村为案例研究了乡镇企业产权制度变 迁的效率，认为“企业控制权”能实现对乡镇企业制度创 新者的有效激励，促进其迅速发展。 具体在广东而言，王兵使用了企业制度自主选择指数 (QYZZ)、产权多样化指数(CQDY)、政府行为市场化指数 (ZFSC)、对外开放指数(DWKF)四个方面来衡量制度变 量，并运用统计学中的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s analysis)对几个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得出制度因素主成份 得分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增加0. 1138 个百分点，其贡献率为2. 196%O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证明了制 度变迁的作用对广东经济发展是巨大的。 何一鸣从产权放松这个方面探讨了制度对广东经济发 展绩效的影响，指出了在产权管制下，政府由于获取信息的 成本和监督成本常常大于其收益，所以更倾向于运用类似于 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制度，与市场中的个体签订一系列 的契约”把权利下放到市场个体手中，促进了生产要素从低 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实现了由“囚徒困境”到“帕 累托改进”的转变。 广东制度变迁的方式更倾向于诱致性制度变迁。黄建梅 认为广东经济的发展是得益于政策带来的诱导性制度变迁， 这是因为政策与法律不同，前者是诱导性制度变迁，后 者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通常以“红头文件”的方式 不仅给予了地方很大的自主权而且还为改革保驾护航，使得 广东政府可以通过小范围的试错，可以逐步改革经营体制， 减少改革阻力，也由于自由度很大，释放了新市场经济主体 创新的力量。 与其说广东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制度的变迁，还不如说是 由于选择了正确的制度变迁方式。但是也正是由于制度变迁 中遗留的历史问题也造成了当前广东经济再次腾飞的障碍。 何东霞认为广东经济发展是由于广东地方政府从旧体 制下得到解放，放开手脚、自主地组织地方经济工作，地方 政府是广东改革开放的第一动力主体，政府的活力是广东经 济活力的源头。广东经济体制模式是以产权界定不清为特 色，以政府行政系统为决策系统，以地方政府动力为主要经 济动力源泉、以各级各地政府为单位的有限的竞争市场体 制。陈友方认为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分权原则与广东这种 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等级原则之间存在冲突。在市场经济 发展日趋复杂的情况下，政府需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