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东学西渐2解析.pptVIP

第八讲 东学西渐（16—18世纪） 一、文化背景 在18世纪70年代以前，欧洲各国除英国和荷兰以外，大都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成长起来。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和殖民扩张时期。 在中国，16——18世纪，正值明末清初之际。在政治上，明朝统治者所关的是如何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而清朝初统治者则为了统治汉族，不惜汉化，表现出吸收各种文化的气魄，但这种吸收以有利于其统治为前提，另一方面，清朝乾隆皇帝（1774——1793）等统治者又大兴文字狱。 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由空疏务虚变为务实，充分表现在经世思想和注重科技上。学术思想突破了理学自我封闭的束缚。在欧洲耶稣会士尚未入华前，中国统治思想营垒里就分化出自己的异端，即王守仁（王阳明1472——1528）的“王学”，他提出“致良知”口号。王学藐视宋代以来的礼教传统，在客观上创造了一种文化氛围，使近代意义的西学在中国得以立足。 1405年开始的郑和下西洋（1405——1433年），最远到达非洲东岸和红海海口。但是，这一壮举并没有产生欧洲地理大发现那样的后果。16——18世纪上半期，中国的科学技术总水平不落后于、甚至先进于当时的欧洲诸国，但是中国社会条件不可能产生笛卡儿、培根那样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宋明理学和强调内省工夫的学术风气，重实用、垂直觉、轻视逻辑思维的思维方式，使明末清初的中国不可能象唐代大力吸收佛教文化那样去吸收西方基督教文明，更谈不上由此使中国文化发生变异。 2．天主教在中国的传布 随着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在东方的殖民扩张，天主都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传教。 葡萄牙强占澳门（濠镜澳，1553——1557年）不久，耶稣会学校就会在澳门成立。 1619年起，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进入台湾传教。耶稣会来华传教的先驱是耶稣会（Societas Jesu）创办人之一的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sois Xavier1506——1552年，西班牙籍）。1552年8月，他到达离广州仅30海里的上川岛。由于明朝海禁申严，他只得在岛上居留，12月20日夜，他死于该岛。 从1552年到1795年清高宗（乾隆皇帝）去世，来华的耶稣会士一般说有450人，但实际上有姓名可考的到过中国的耶稣会士大概达到800人左右。著名的有： 利窦玛（字泰西，Matteo Ricci, 1552——1610），意大利人，1583年进入广东）；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字道味，德籍） 柏应理（信末，Philippe Couplet, 1622——1693，比籍）； 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 1623——1688，比籍）。 与耶稣会同来东方传教的还有天主教的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古斯丁会。在这些教团中，耶稣会因有严密的组织，并依靠会士的坚忍不拔和多才多艺而使该会较早打开了局面。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西传 耶稣会士出于传教的目的，致力学习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以期尽快找到接近中国士大夫阶层乃至中国君主的途径和方式，为顺利布道创造条件。他们一方面将欧洲科学著作之中既不违背天主教教义，又适应于中国的某些篇章译为汉语，另一方面利用他们的汉文文化修养，以书简、札记、日记、行记等形式源源不为向教廷和本国发回有关中国状况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报告，介绍和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在客观上促进了欧洲形成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风尚。在沟通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上，耶稣会士的功绩是巨大的。 1．儒家经典的翻译的西传 耶稣会士们为了从中国古籍中发掘涉及上天、上帝的资料和中国古代圣贤者尊天重道的言论，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首先翻译并介绍了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四书：《大学》、《中庸》、《论语》、《春秋》；五经：《易》、《尚书》、《诗经》、《礼记》、《书经》），并撰写了大批这些耶稣会士著名的有： 柏应理（信末，Philippe Couplet, 1622——1693，比籍），1687年，在巴黎刊印《中国哲学家孔子》。柏应理在1682年抵达罗马时，随身带有在华传教士的著作400多册，这些书被收藏在梵蒂冈图书馆中。 殷铎泽（觉斯，Prospero Intorcetta, 1629——1696，意籍），译《中庸》，译名《中国人的政治道德学》，巴黎1672年版。 卫方济（Franciscus Noel, 1651——1729，比籍），1711年在布拉格大学刊印了他的四书拉丁文译本和《中国哲学》一书，系统介绍了中国的儒家经典和古代哲学思想。 恩理格（性滔，Christian Herdtricht, 1625——1684，奥籍）； 郭崇仁（德施，Inacia da Costa, 1603——1666，葡籍） 他们所写的著作译作，木刻本刊于中国，活字排印本多刊于印度的果阿（卧亚）和法国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