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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对西北边防十分重视，明朝初建，即在辽东西部、漠南南部和哈密一带，先后设置了蒙古卫所27处，遣兵屯垦戍守。 ●设在青海的西宁卫，明初一直由重兵大将镇守。为解决众多军政人员的粮饱，明朝政府组织从江苏、安徽、湖南、四川、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大规模移民青海屯田，其中不乏有聚族西迁的。 ●明初南方也不稳定，边患不断。洪武十九年（1386年）在平定云南后，大兴屯政，从各省移往云南的汉族人有四五十万，其中军屯一项即占29万。 ●明末为阻止女真族在东北的骚乱，于是在辽阳、锦州大兴屯田，先后建立了384个卫所进行屯垦，满族不敢进犯。 ●明朝除在边疆实行军屯、民屯外，还在内地兴办民屯，将无地贫民迁移至宽乡屯种。主要分布在安徽、江苏、山东、河北等地。其中规模大的有洪武四年（1371年）将内蒙古、山西北部一带居民32000户迁至北京置屯254个。山东一次移民五万八千余户。明中叶后，民屯多设在北部边疆，起实边的作用。 洪武十年（1377年）规定，“将校士卒杂犯死罪者免死，杖发戍边”。建文四年（1402年）规定：“杂犯死罪及流罪令挈家赴北平种田，流罪三年，死罪五年”，然后“录为良民” 。 ●明代罪犯徙边规模更大，凡逃军、逃匠、逃囚人等一律发边卫充军。 元朝末年，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致使国库空虚，民怨沸腾，农民起义日益频繁。元末明初，在中原一带大的战乱就有四次。正是这种连年不息的战火，战争的费用必然要转嫁到人民身上，人民求生无望，便纷纷逃奔他乡，中原大部地区“积骸如丘，几无人烟”。 第一次是刘福通于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率众起义，两淮、河南、山东一带起义之民10余万，因义军头戴红巾，史称红巾起义。 第二次是元朝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内讧加剧，先后在河南、山东、晋中、晋北和关中一带展开争城夺地的恶战。 第三次是在诸路农民起义军中，朱元璋出兵江淮，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幽燕，在山西、关中也大败元军，最后统一了中国。 第四次是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汶建文帝继位，燕王朱棣为夺取政权以入京锄奸为名，同明政府进行了四年争战。靖难之役使中原各省再次遭受战火兵灾，而尤以苏、鲁、豫、皖为甚。 一是黄河频决，河南多遭灭顶之灾。元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在曹、汴等地三次决口，平地水二丈，曹、濮、济、兖等州俱受重灾、河水顺会通河、运河串流至济南、河间一带，水至村没，令人触目惊心。 ●元末明初的河南，除却战火兵灾，所遭受的自然灾害也比以前任何朝代都要严重。 二是旱、雹、蝗、瘟肆虐，造成连年饥荒。元至正八年（1271年），华北平原蝗虫遍地，水旱频仍，瘟疫流行，致使饿殍遍野，民众流移。泰定元年（1324年）以后，更是灾荒连年，以至出现“民相食”的惨象”。 据天历二年（1329年）4月份统计，河南府路饿死者1900余人，饥民27400人。大都、大名诸路，泰安、高唐诸州饥民 67万户。至6月份，河北、河南诸路流民数十万死亡相籍。至正十九年（1359年），河南又闹蝗灾，“飞蝗蔽天，人民大饥。” 元统治者还规定，蒙古人打死汉人，汉人不得还手；汉人杀人要处死，蒙古人打死汉人，只予以“出征”的惩罚。汉人的兵器被没收，田猎、习武、养马、祈神赛社、夜间点灯等事皆被禁止。许多人不堪其辱，被迫离家出走。 ●同时，在中原地区民族歧视尤为严重，人民不堪其辱。 蒙古人进入中原后，将人民分成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 ●与中原一带兵荒马乱、灾疫丛生相比，山西尤其是晋南一带却完全是另一种景象。 一方面是山西有元将扩廓帖木耳镇守，此人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加之山西四周皆为崇山峻岭，农民起义军虽然多次发兵进攻，但终因地形险要而屡屡败北，这就避免了长期战乱之祸。 另一方面是该时期山西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旺的局面。 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总人口是189.1万人，河北总人口是189.3万人，而面积比河南少六百多平方公里的山西，人口则多达403.4万人，比河南、河北、两省总和还多。 ●所以，为了开发中原荒芜土地，平衡山西和中原地区的人口不均，巩固明王朝统治，从山西向中原一带移民则成为大势所趋。 明初洪洞大移民前后历经洪武、建文、永乐三代皇帝，长达50余年，覆盖中原、华东数省，波及大半个中国。它不仅对于当时明王朝社会，而且对于其后600余年乃至将来社会，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三、影响和作用 明初洪洞 大移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