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讲义.ppt

章太炎于1906年6月29日出狱。 　　清政府制造《苏报》案，本想镇压国内刚兴起的革命思潮，但适得其反，革命思潮因此而更迅速更广泛地传播开来。 　　当章太炎等还在受审时，一篇题为《苏报案》的文章就写道：“自唱民族、讲公理、羞亡国、求独立之宗派出，而思潮之所鼓荡，风声之所趋驰，遂如急湍迅速，浸人脑际。此盖国民之大幸，而政府之不幸也。自此一原，遂造出满清无数之变幻风云，……愈经营，愈狼狈， 愈压制，愈激昂，而革命之先声，独立之影响，愈有一日而千里之势。由是野蛮之政府，计穷力尽，乃转求其所以异我者而芟锄之，而苏报一案于是乎出世。吾不意革命舞台中，乃有此如火如荼之新活剧也。奇哉异乎！以一报馆，六党人，积极而震动全球，无端孕出此一大交涉，清廷不能强索，满奴不能反噬，遐迩闻其事，妇孺识其名，一切官者、民者、新者、旧者、腐败者、文明者，齐注目而观此案之结果，验此案之前途，奇哉《苏报》！异哉党人！”《苏报》案一时成为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关注的焦点，革命党人因此而扩大了影响。 三年后，章太炎出狱时，革命风潮已大盛。且看他出狱的情景：6月29日一早，蔡元培、叶浩等10多人已在工部局门口等候，见章太炎出来，都鼓掌欢迎。同盟会已派人预订了船票，当晚就陪章太炎乘船赴日本。留学生在神田锦辉馆为他举行盛大欢迎会。据报导：“是日至者二千人，时方雨，款门者众不得遽入，咸植立雨中无隋（？）容。迨九时许，先生至，人人致其诚款，……”章太炎、宫崎寅藏、留学生相继发表演说，大谈民族主义，“议论激昂，至十二时散会”。 这是１９０６年７月的情景，此距《苏报》案的发生已有三年，这三年中，中国的政治生活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为骨干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已经建立，革命思想正取代改良思潮而成为时代的主潮。 三、同盟会的成立 随着革命力量的聚集和革命形势的发展，成立全国统一革命政党的任务就提出来了。 　　1903年，在新型知识分子向革命方向转变时，就已经有人提出建立会国性政治团体的建议。《汉声》杂志上有一篇题为《论中国合群当自地方自治始》的文章，就主张“由小群而进为大群”，“由此而联为一最大之团体”。[13]邹容则在上海筹划成立一个“绝大合法团体”──“中国学生同盟会”，领导全国的学生运动，[14]后因邹容被捕入狱，未成。安徽学生也曾计划成立“国民同盟会”。这些计划中的“同盟会”组织还不是革命政党，而是有革命倾向的政治团体。 1904年前后，革命小团体纷纷建立，它们在斗争实践中已感到有联合的必要，并且也实际上做了一些联合或配合性工作。华兴会在策划长沙起义时，主动和科学补习所、光复会联络，请它们配合行动，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一致响应。这一次配合行动虽然由于长沙方面的失败而未能实现，却为它们进一步联合打了下基础。1904年底至1905年上半年，这三个团体的一些中坚分子先后到达日本东京，继续鼓吹革命，发展革命力量，于是就把建立统一政党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 1905年上半年，宋教仁和白逾桓、田桐、吴昆、程家柽等30多人创办鼓吹排满革命的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也汇集了各省籍的留学生，实际上已成为一个革命团体。这份杂志后来改作同盟会的机关报，它的大多数成员都加入了同盟会。这些情况表明组织统一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革命骨干和干部的条件也已具备。因此，组党活动一直在留学生中酝酿和筹划中，只是因为还缺少一位为各方所推服的革命领袖，而未能组织起来。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知识分子的革命化，孙中山所开创的革命事业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承认，他的威望迅速提高，并被奉为“革命始祖”和领袖。１９０３年，章士钊节译日本白浪庵滔天的《三十三年の的梦》，题为《孙逸仙》，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秦力山、章太炎、章士钊并且在书中加了高度赞扬的评语。秦力山写道：“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也，而岂知……彼独以一人图祖国之光复，担人种之竞争，且欲发现人权公理于东洋专制世界，得非天诱其衷天赐其勇者乎？” 章太炎则说孙中山的反清业绩超过郑成功和洪秀全，说他是四万万人民的“天子”（“民辟”）。章士钊说：“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始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之所同认。”秦力山是从改良派转向革命派的，章太炎是从著名学者转变成革命派的，章士章是从新型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派的，他们对孙中山的认识和评价可以代表革命知识分子的共同看法。 孙山中也的确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革命领袖。他最先创立了革命小团体兴中会，最先发动了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反清起义，他屡仆屡起，坚韧不拔，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革命声誉，而且，他最早提出了完整的革命纲领。1903年8月，他在日本东京青山创立革命军事学校时，首次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1903年12月，他在一封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