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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日本的对华经济战 齐春风 ??????? 抗战时期, 日本不但在军事战场上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 而且在经济方面也发动了不少攻势。其目的何在? 各阶段策略有何变化? 后果如何? 对于这些问题, 笔者拟分阶段做一些探讨。 第一阶段(1937 年7 月——1938 年1 月) 金融攻势期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 日本政府和军界的法西斯分子欣喜若狂, 他们妄图“借此良机解决多年来对华悬案”①, 一举奠定以奴役与被奴役的日中国家关系为核心的东亚新政治格局。在这一阶段, 日本过于迷信武力的作用, 认为凭借日军的“强大”战斗力, 象中国这样的军队,实在是“不堪一击”②的, 他们甚至乐观地认为, “中国事变”在一个月内, 最多在三个月内就能解决。后来虽未能达到这个目的, 但在战争最初的半年时间内, 日本侧重于军事攻击, 经济侵略尚不剧烈。 不过, 在这一时期, 日本已初步提出了在经济上推翻中国政府的策略。1937 年12 月, 日军制订“抗日政权溃灭策”, 在经济上的策略是“使抗日政权在金融上崩溃”③。 第二阶段(1938 年2 月——1940 年5 月) 走私倾销期 鉴于中日战争在短期内不会结束, 日本走上了扩大战争的道路, 各项经济侵略措施相继出台, 中日经济战进入短兵相接的阶段。 日本的经济侵略, 是在逐步强化对中国沿海交通封锁的过程中进行的。早在1937 年8 月25 日, 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与日外务省同时声明: 自该日下午6 时开始, 封锁中国中部及南部海岸线的一部分, 即自吴淞浃水起, 经杭州湾、温州、厦门, 到汕头为止。在此区域内, 禁止中国籍船舶航行, 外国船舶不在其列。后日本认为这还不足以“早日收拾时局”、“敦促支那反省”, 于9 月5 日, 又由外务省和海军省联合发表第二次声明: “日本政府前以早日收拾时局, 安定事态之目的, 对于中国船舶, 遮断在中国东南海岸交通。今次更扩张其区域, 决自昭和12 月9 月5 日正午起, 遮断中国船舶, 在北纬40 度0 分东经121 度54分, 至北纬21 度33 分东经108 度3 分之中国海岸(即北自秦皇岛、南至北海为止) , 青岛及第三国之租界地不在此限。此项措施为敦促中国之反省而实行者, 日政府当然尊重第三国之和平通商, 而毫无对此加以干涉之意图, 惟外轮籍发生怀疑时, 仍得登轮检查。倘载有战时禁制品, 日政府亦得行使优先购买权。”④1939 年5 月26 日, 日本海军部发言人公然宣称:“第三国在中国沿海之航行, 一律实行封锁。”⑤ 与此同时, 日本的经济侵略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1938 年10 月, 由日本首相亲任兼总裁, 外、藏、陆、海四相任副总裁的日本经济侵华重要机关—— “兴亚院”设立, 其下设“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和“华中振兴株式会社”两个“国策会社”, 负责日本对华北、华中的经济侵略。这两个会社在中国沦陷区各地普遍设立“实业百货店”、“物资交换所”及“物资通济处”等机构, 专门从事向大后方走私日货的活动⑥。 日本为什么一方面要封锁中国海外交通、削弱中国的物资供给, 另一方面又大肆向大后方走私日货呢? 为什么同时仍把大量日货走私运入内地呢? 据许涤新先生的分析, 日本封锁与走私双管齐下的政策, 表面上看有所矛盾, 但实际上却起着互补的作用。封锁的主要目的是禁止军用品和一些发展经济的生产工具的内运, 而走私的货物, 则只限于一些与军事无关与发展生产无关的东西。走私具有多重的目的: 第一, 以日货吸取大量法币, 再用法币到上海、香港的金融市场上套取中国法币外汇基金; 第二, 以日货换取战地输出品, 如茶、丝、猪鬃、植物油及牛羊皮等, 以增强其外汇; 第三, 借此倾销日本国内一部分未能销纳的货物, 与中国农产品作不等价的交换; 第四, 向沦陷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及大后方抢购它所缺乏的某些物资, 如钨砂、棉花及粮食等; 第五, 利用奸商兼做间谍, 以冒牌或无商标的商品, 由奸商走私运销内地, 而以报告大后方军情为交换条件; 最后, 借机排斥列强对华贸易, 以实现其独占中国市场的野心。其中以第一、二点最为重要⑦。这种分析是正确的, 在本阶段, 日本将经济进攻的重点继续放在金融方面, 1938 年7 月, 日本在五相会议上议定“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 决定为了使中国丧失抗战能力, 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 应“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 取得中国的在国外资金, 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失”⑧。 日本大力套购法币外汇, 还与它大量的对外贸易外汇需求有关。美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 中日战争爆发后, 至1940 年9 月以前, 美国虽含蓄地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为, 但未能对对日贸易采取强有力的限制措施。日本的出口品, 如生丝、瓷器、罐头食品等, 都以美国为最大买主